高利贷乱局 温州、厦门走访记

　　其实，民间借贷活跃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宏观经济出现银根紧缩时，高利贷就会暗潮涌动。从这一点来说，只有通过有效的金融改革才能化解风险。

　　《理财周刊》：

　　历史经验篇 金融改革是必由之路

　　文/本刊见习记者 徐卓航

　　高利贷乱象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以来，时隐时现的高利贷乱象从未消失过。每当银根紧缩时，类似的乱象便显现出来，致使千百万的人群蒙受各种崩盘的损失，最后，往往以政府对大案、要案的主要人员进行重判和追讨部分钱款为结束，或者根本只是随着货币政策的放松而自然慢慢退回幕后，随着风波暂时平息而不了了之。对比历史，反观今日，我们不禁要担心，当前的乱象是否仅仅是新一轮高利贷热潮的一个开始呢？它又会在何时、会如何结束？

　　1984～1986：从通货膨胀到银根紧缩

　　1984年，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即“拨改贷”。然而，这客观上造成了1984年底的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从而产生了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针对这一情况，国家动用了一系列紧缩手段对经济降温。但“一刀切”的信贷规模管理模式使一些正常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资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固定资产投资上，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极其紧缺。

　　就在这段历史背景下，温州出现了“抬会”风潮。“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当时在乐清县，共有大大小小抬会1346个，最大的抬会发展了12122人。从1985年到1987年初，温州九县两区有30万人卷入其中，会款发生额达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会主潜逃，影响巨大。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1993～1996：紧缩政策与高利贷风潮

　　然而此后，虽然政府明令禁止，舆论谴责不绝于耳，但高利贷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自经济富庶的长三角、珠三角向全国各地蔓延。有关方面的统计表明，1993年中国的民间借贷资金已高达300多亿元，1994年升至500亿元，1995年更猛蹿至700亿～1000亿元。1993年温州一度冒出100多家地下钱庄，1995年上半年被关闭的温州市内18家地下钱庄总资产超过10亿元，经这些地下钱庄贷出的资金，高出银行利率最低也在3倍以上。同时，各地的高利贷行为也趋向于团体化，广东揭阳、浙江温州、江苏宿迁等地的标会、月零会、搭会等等相继酿成会案风波，仅广东汕尾市就卷入会款高达20.06亿元，致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出面严厉打击。

　　那么在宏观调控方面呢？1986年之后，央行几次紧缩银根又几次迫于各方面压力放弃紧缩政策，然而到了1992年，新一轮经济过热再次出现。1994年，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上涨21.7%，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于是1993年下半年，政府果断采取了以整顿经济秩序尤其是金融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措施，央行首先以带有行政色彩的严厉信贷计划来控制信贷规模。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6年，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又一次与高利贷风潮相呼应。

　　2003～2004：从“钱荒”到新的“标会”

　　1998年经济危机后，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6%。然而，2003年开始出现“局部过热”的经济态势。于是，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出现“过热”态势，出台了多种抑制经济过快的政策。央行更是采取一系列紧缩手段，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6%调高至7%，这一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行为，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市场震动。

　　很快，银根紧缩造成的民营企业“钱荒”，又一次刺激了民间高利贷的繁荣。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至2003年底，中国农村“高利贷”高达8000亿～14000亿元，仅浙江省东南部地区就有3000多亿元。同年10月，浙江苍南更是爆出著名的“矾山连环会”案，会案涉案总金额超4亿元，会员人数在2000人以上，使得苍南镇90%以上居民都遭受了经济损失。

　　2006～2008：“适度从紧”与“吴英”大案

　　从2003年起，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最终确定“稳中适度从紧”的政策思路。5年来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同时提高利率，通过紧缩银根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到了2007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而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压力更是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并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在当时，民间高利贷也同样非常猖狂。以温州地区为例，最高年息是150%。而在2007年的浙江东阳，还出了一位“亿万富姐”吴英。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做庄头搞民间借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中国一个年轻的女富豪。结果最终借贷崩盘，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民间融资路在何方

　　从最早“一刀切”、同松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到而今多样化、稳健、又或是适度从紧、一松一紧的政策，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金融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和完善,然而对于在银根紧缩时相伴而来的高利贷乱象，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有效的说法和解决途径。单纯的重刑、严打等等，只是带来了高利贷屡禁不止、一次次卷土重来的历史。那么，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乱象？民间融资的路又究竟在何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认为，这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乱象正是缘于国家对资金的垄断。我们应该放开民间借贷，允许高利贷才能消灭高利贷。资深财经评论员李光一也认为，利率市场化正是解决民间借贷难题的一剂良方。虽然也有许多人反对开放民间融资，将其视为洪水猛兽，不过越来越多的人还是开始觉得，高利贷被我们过度地妖魔化了。

　　实际上，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金融机构是合法化的。在中国香港，任何人经过注册都可以从事放债业务；在美国，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而在孟加拉，甚至有与我们“地下钱庄”类似的穷人银行。吴晓波接受采访时指出，破除民间借贷乱象的根本就在于金融体制的改革。不可否认的是，现今的体制对于不断爆发的高利贷乱象诚然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继而听之任之。

　　法律上，我国不保护高利贷行为，同时对高利贷案件的审理判决上又往往存在着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面临日益严重的高利贷乱象，无论是否将其民间融资行为合法化，首先都应该去处理和改革。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胡守钧强调说：“社会问题不能视而不见，如果再不切实地去做出一些改变，更大的社会问题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