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乱局 温州、厦门走访记

　　温州接连发生的企业主“跑路”事件，或多或少都与民间借贷有关系，这意味着民间借贷已是危机四伏。在持续执行金融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引导民间资金为经济发展服务，已成为当务之急。

　　《理财周刊》：

　　温州实录篇 资金链断裂危机四伏

　　文/本刊特派记者 甄爱军（发自温州）

　　“宝康”老板落跑

　　“我还有两万多元的工资没拿到手，那是血汗钱哪，兄弟啊。”9月14日上午，当记者在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康”）办公楼走廊里见到刘先生时，他正在电话里向朋友诉苦。

　　9月12日的上午9点多，销售部员工小刘接到一个电话：“你来我这里上班吧，你们老板昨天跑路了。”“老板怎么会跑路呢？”他以为是别人在搞恶作剧。但一想到自己还有两万多元的工资没拿到手，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起来。等他下午两点钟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才发现别人并没有骗他，一切真相大白。

　　“跑路”的老板叫吴保忠，为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债主们突然发现吴保忠的电话打不通了。因为永强近期频发“老高跑路”事件，债主们已成惊弓之鸟。这样的变化，显然超过了债主的心理承受能力。于是在当天晚上，有将近20多个债主一起聚集在宝康的办公楼前，随行的还有两辆大卡车，卡车司机原本都已经睡下了，是被人打电话从床上硬拽起来的。

　　“宝康”仓管部主管杜泽兵当时还在加班，因为当天要把兰浦路上库房里的近300吨钢管和原料，转移到大概1公里之外的龙湾区海滨街道蓝田标准厂房东区2号新仓库。这里还有吴保忠的新办公大楼，按照3星级酒店标准装修，准备今年底搬进去。直到天黑，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转移过来，杜泽兵便一直等在新厂区，谁知等来了一帮素不相识的人。

　　“吴保忠跑了。”这帮陌生人在杜泽兵面前说完这句话，也不解释什么，径直往仓库里冲。一个胳膊上布满一片黑乎乎纹身的壮汉拍了拍杜泽兵的肩膀，“兄弟，帮帮忙”，并将他往人群后面推了一把，力道不大，但意图已经很直接。很快，这些刚转移到新库房的钢管和材料就在一片喧闹声中消失了。

　　第二天，也就是中秋节，更多的债主又找到了石浦大楼，仓库内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拿，愤怒的债主闯进办公室，将电脑等值钱的东西席卷一空。就连吴保忠办公室里的一个根雕茶几也不放过，但因为太沉重，最终又遗弃在二楼楼梯上。

　　对于吴保忠的不辞而别，有员工猜测是因为债务问题。在温州当地知名网站“柒零叁”网上，有网民爆料称其银行欠款2亿元、担保资金8000万元，以及承兑汇票5000万元没有归还。记者联系到公司高管丁平安进行核实时，他表示自己并不知情。9月21日，当记者再次致电丁平安时，他向本刊透露说，吴保忠在三天前又回到了永强，处理包括债务以及公司员工拖欠工资事宜。记者也发现，确实能够拨通吴的电话，但直到截稿时，吴也没有接听记者的电话。不过吴涉足担保行业，在员工以及熟人中间都不是秘密。

　　从记者找到的一本关于“宝康”企业介绍资料上，该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无缝钢管及不锈钢焊管等产品，自称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固定资产1亿元，流动资金6000多万元，年产不锈钢无缝管10万吨以上。一位姓周的员工说，吴保忠在台州市三门县也进行了投资，占地200亩，目前建成的厂房占地100亩左右，公司名叫浙江祥源钢业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由吴的姐夫徐某参与打理。

　　吴保忠的高调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杜泽兵说：“老板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一位员工透露说，吴有一部镶嵌有钻石的手机，价值20多万元，平时穿戴都是顶级品牌。“我一个月1万多元的收入，还买不回老板一只鞋。”刘先生这样说。家里豪车有好几辆，除了那辆价值500多元的劳斯莱斯外，还有陆虎、Q7。不过记者在海滨街道办事处采访时，党工委副书记吴进军说：“‘宝康’在我们这一带规模并不大。”

　　吴保忠的发迹，在员工中间也颇具传奇色彩。有员工表示，在七八年前，吴还在别人手底下做事，甚至一度开过拖拉机。但员工们也承认，吴是一个有经济头脑的人。

　　企业主频频“跑路”

　　自今年4月份以来，永强发生多起企业主“跑路”事件，之前还和赌博、经营不善有关，而到了后来就跟“担保”有着直接关系了。

　　在温州龙湾区，除了永强机场外，永强只是一个泛指的地名，它占据了龙湾区很大一部分。在永强，聚集了合成革、不锈钢等生产企业。很长时间以来，活跃的民营经济为民间借贷提供了生存的沃土。“我的家乡在龙湾，有个地方叫永强；远看永强像天堂，近看永强像银行……”这是有人在网上写的一首打油诗，前四句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永强盛行民间借贷的现状。

　　4月5日，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因欠赌债3亿元失踪。记者看到，位于机场大道618号的厂区除了保安之外，已经空无一人。因无人修葺，厂区荒草涨势旺盛，一副破败模样。受牵连的担保公司，仅龙湾本地就有4家。

　　7月27日，位于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和霞出走。据当地人的说法，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一亿元。因担保公司老板出逃，他也被迫玩起失踪。在海滨街道宁村村中，记者找到了巨邦鞋业老板的老屋。据附近揽活的三轮车夫透露，自从出事那天起，不锈钢卷帘门就一直没打开过。大门上已被砍刀生生留下了七八道尺余长的刀痕，有的裂开了三四公分宽，看起来触目惊心。

　　同样在7月份，温州宝业皮革公司和温州大华皮革公司相继关门，知情人士称，宝业皮革摊子铺得太大，在江苏、上海等地都进行了投资，以致资金吃紧。大华皮革因担保宝业的债务而受牵连，不过其老板并未离开当地。宝业皮革的关门，与民间借贷无法脱离干系，在海滨街道宁村村宝业皮革老板王宝银的老屋大门上，已经贴满了法院的传票，少数是因为拖欠工资，大部分是民间借贷纠纷，如欠王某800万元，月息2分；欠徐某340万元，月息3分。

　　除了永强之外，温州还发生多起“跑路“事件，比较典型的如8月底位于温州鹿城区的耐当劳鞋材有限公司宣布停工，传言老板戴某因欠巨债潜逃；9月9日，在龙湾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失踪半个月之后被警方抓获，涉及金额约3亿元。

　　企业主落跑，担保公司受牵连，而放钱给担保公司的个人，日子自然也不好过，这些最底层的参与者利益根本无从保障。记者通过熟人找到温州一位刘姓的“上班族”，他通过各种关系凑了约300万元资金，交给自己的表哥放高利贷。原本打算从中吃利差，刚开始每隔一段时间就能收到一笔利息，比上班收入要高得多。如果运气好，一年能赚回三五十万元。但前段时间表哥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加之别的债主又不停地催债，无奈之下只好关掉手机跑到外地躲了起来。刘先生没法像他表哥一样跑到外地去躲债，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房产卖掉去还债。“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结束短暂通话的时候，刘先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民间借贷危机四伏

　　“温州的民间借贷已经是危机四伏，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中国式的次贷危机。”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直言。

　　根据周德文的观察，“宝康”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挤兑。他说：“近期风声很紧，估计很多债主想要收回资金。如果‘宝康’老板短时间内无法筹集到资金，就只有‘跑路’了。”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到，有员工反映，吴保忠在9月初才搬进新厂房，同时还花巨资装修新办公大楼；他出走的时候，并未带走小孩，这些都表明他并未想要“跑路”，极有可能是临时被逼。

　　曾经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小推动作用的民间借贷，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炒钱”运动。把钱交给“老高”，已成为温州人最惯常的理财方式。所谓“老高”，就是特指放高利贷的人。“谁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只有傻瓜才会把钱放在银行。”在宁村村采访时，当地村民阿珠这样告诉记者。据阿珠反映，就在她所在的宁村村，私人之间的借贷现象十分普遍，一般情况下月息可以达到2分，年化收益率可达24%。

　　周德文表示，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银行连续10多次提高准备金率，企业要从银行获得贷款难上加难，无奈之下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进一步推高了民间借贷利率，扩大了民间借贷的规模。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高到1角5分，年化利率高达180%。在利润的诱惑下，相当多企业抽出生产资金，投向民间借贷。

　　更加让人心惊的是，有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甚至出现个别公务员贷款入股担保公司、市民使用银行卡套现入股入伙担保公司、极个别银行职员参与的情形，这将放大民间借贷造成的危害。

　　周德文介绍说，温州民间借贷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拆借，第二种是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变相从事借贷活动，第三种是地下钱庄。不管是哪种方式，它的高利率给企业加大了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不仅资金难归，甚至引起突发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的社会影响。

　　记者了解到，温州近期不断增多的民间借贷案件已引起了司法机关的关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有关人士表示，考虑在近期将全市的民间借贷案例做一次全面的统计分析，然后向社会通报。

　　“招安”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并非洪水猛兽，其实只要纳入正常的监管程序，便可为经济发展服务。

　　而现阶段，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困境是有目共睹的。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吴进军告诉本刊记者，国家持续紧缩信贷政策，让部分之前一直处于扩张状态的中小企业遭遇“断奶”危机。“如果挺不过去，就只能关门歇业。”他说得很直接。

　　失去控制的民间资本以极高的利息成本进入实业，实际上是让企业主“饮鸩止渴”。周德文说：“很多企业想利用高利贷缓口气，撑到政策缓和的时候，就像2008年底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一样。”但一旦政策环境没有改善，他认为温州36万家中小企业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其中有4成左右的企业将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停工。

　　如果仅仅靠堵肯定堵不住，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改变民间资本的尴尬境地，通过法律手段为民间资本验明正身，从地下走向地上，进行阳光化运作。在化解民间借贷危机的同时，此举还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可谓是一举两得。

　　周德文表示，事实上，国家在引导民间借贷健康发展方面，已出台了不少措施，如推出村镇银行的试点、全国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允许个人和企业注册成立“只贷不存”的放贷机构等。但是，政策与现实往往存在着一段不小的距离，很多民间资本因额度、身份等问题，根本进不了合法化的渠道，因为享受不到金融机构的待遇而处境尴尬。

　　他说：“既然‘招安’，就不能把疏导民间借贷看成放虎归山，每放开缰绳一步，都要在周围竖起无数个栅栏。如此一来，民间借贷反倒觉得不被‘招安’更自在，‘招安’将何以为继？”

　　在已成立的温州市股权营运中心和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两大平台基础上，去年7月份，温州政府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设立温州人股权投资基金的实施方案》，这意味着温州的民间资本可以创立股权投资基金。在未来，温州在引导民间资本方面是否还有新的举措？记者前往温州市金融办采访时，相关负责人并未给出正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