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Ⅲ》对中国银行业影响何在？

　　巴塞尔委员会日前就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Ⅲ》达成了一致，预计该协议将在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通过。这将是金融危机留下的重大遗产之一，代表了全球反思和管理危机所达到的新高度。

　　《巴塞尔协议Ⅲ》是近几十年来针对银行监管领域的最大规模改革。新协议 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大幅提升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促使银行减少高风险业务，并让银行自身为今后处置危机做了更多的准备。二是巴塞尔委员会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由扣除递延税项及其他项目后的普通股权益组成，以备危机时期使用。三是新协议还建议银行建立反周期缓冲资本金储备，并要求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设定更高的资本金要求。

　　与不久前美国通过的金融监管法案一样，《巴塞尔协议Ⅲ》也是史上最严厉的监管规定。国际监管标准制定者之所以痛下决心，是因为不仅怀有亡羊补牢之心，还抱有筹谋未来之志。

　　两年前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无异于一次真实版的压力测试，压力场景被设定为“百年一遇”。没有通过测试的不仅有银行、券商等各类金融机构，还包括监管者。监管者曾以为金融机构会理性行事，会照顾好自己，不会犯下致命错误。但监管者错了，让他们更加后悔莫及的是，监管部门必须为那些“大而不倒”的机构所犯下的错误埋单。

　　从短期看，新协议限制了银行业在顺风顺水时候的盈利空间，甚至会导致银行业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进一步收缩信贷。但从长期看，更严厉的监管其实对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稳健发展是一大利好。《巴塞尔协议Ⅲ》达成共识后，欧美日的银行股出现了明显上涨。银行业在金融危机前后的表现就像是缺乏自制力的孩子，如果有更加严格的看管，再闯大祸的可能性就会下降。

　　新协议规定，一旦银行开始动用一笔额外的、占风险加权资产2.5%的“缓冲”资金，监管者将限制其奖金发放和派息。银行在危机时期派发高额奖金的积极性因此将受到抑制，此外，当银行家想要激进扩张，他也会因此规定有所收敛。

　　作为一个国际监管标准，《巴塞尔协议Ⅲ》对各国银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为了照顾一些国家和大量小银行的承受力，最后的过渡期被拉长到将近10年之久。这一妥协令人失望。此外，本来对资本金充足率制定了更高要求，后来也不得不调低。银行股的反弹也说明，对于多数大型银行来说，履行新的资本金要求并不困难。

　　总体而言，亚洲国家的银行业受影响较小，中国尤是如此。近年来，中国银监会对国内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底线为11.5%，核心资本充足率底线则为7%。这与中国更偏向主银行金融制度有关。目前存贷款业务依然是商业银行的主体业务，所能从事的投资银行类业务还很有限，规模较小，表外资产比重也不大。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杠杆率明显比西方银行业要低，也便于监管。

　　此外，资本金充足率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由于存贷利差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商业银行总有放款冲动，提高资本金充足率就成了控制银行放贷冲动的有效手段。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监管层不断提高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要求。

　　从《巴塞尔协议Ⅲ》看，中国对商业银行资本金充足率的高要求，也带有明显的逆周期调控效应。只不过，巴塞尔协议看上去更像是设置了一个有关资本金充足率的“自动稳定器”装置，而中国的监管调控更多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做出相机抉择。

　　《巴塞尔协议Ⅲ》的一个目标是，要让银行自己建立危机处置的资金池，以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这首先启示中国监管层应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干预，更多地设定一个量化的指标底线，具体的经营由银行自己负责。如果干预太多，就不可能杜绝道德风险。因为商业银行会把损失都归为政策风险带来的。这中间，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将是一个棘手问题。7万亿元的贷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部分不良资产，如何为这些损失埋单将充满争议。监管层的一个任务是，要按照《巴塞尔协议Ⅲ》重新评估核心资本和风险资产，并按新协议要求商业银行更加审慎地进行压力测试，并为可能出现的资产损失预留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