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出于子女教育和财富安全的考量之外，整个文化、营商以及消费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新富们移民的步伐。
郑卓深有感触地说，国内做企业更多的是讲求关系，包括与政府和银行的关系，但是地方政府几年一换届，即便建立了关系也很难持久。
更重要的是，他国良好的福利，吸引了大量新富们前往。在加拿大，俗称“牛奶金”的加拿大儿童福利基金，是加拿大按月支付给有资格申请人的免税福利金，用以帮助供养18岁以下儿童的成长。
国外移民门槛越来越高，却抵挡不住以上综合影响形成的潮流，第三波移民汹涌而至。2010年开始，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移民新政大多提高了筹码。今年6月，加拿大移民官网宣布涨价1倍，即移民资产要求达到160万加元（此前为80万加元），投资额是80万加元(此前为40万加元)。去年10月，新加坡政府提出，新加坡投资移民门槛将从150万新加坡元上升到250万新加坡元……
对此，齐立新认为，中国房产的迅速增值，造就了大批富翁，他们都具备了移民条件。因此，这股移民潮并不会因为门槛提高而退去。
以澳大利亚为例。近日该国移民部长称，今年上半年，澳大利亚吸纳了29547名中国移民，占同期吸纳外国移民总数的17.5%。
如今，对于新富阶层移民过量带来的后果，乐观者与忧虑者兼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今年6月表示，“企业家向外移民，并不是财富流失的问题，更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势头变得越来越强劲。”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称，新富阶层的外流带走了大量资金，如果无法回流，中国经济将处在崩溃边缘。
齐立新表示，“这些投资移民的事业重心还在国内，所以资金还在国内滚动、发展和再创造，他们在国内创造的内需和对经济的拉动远远大于在国外的投资。”
另外，郑永年还观察到，“这几年，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有企业扩张得太快，加上法制环境的变化，中国财富正在加快向外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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