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钱秋君 陶盈舟 杨中华 应辽产 北京、徐州、温州报道
生意人不做实业，竟然只做借贷！
月息1分以上，年回报至少12%，这样的生意能做吗？“可以。”这是一个从外地来江苏徐州收捡废品的妇女的回答。她告诉记者，刚把老家父母卖玉米、黄豆积攒下的钱
这早已不是个案，从鄂尔多斯全民放贷，到温州民间借贷汹涌，到企业不做实业转做“金融”，到银行“不务正业”，再到企业资金链断裂频频“跑路”，高利贷游戏在宏观政策步步从紧背景下，正加速向危险境地飞奔。
记者调查发现，用于放贷的资金早就不只是闲钱，无论是银行信贷资金，还是个人存款，抑或是老人的养老钱，都争先恐后地涌入高利贷行业。不断出逃的居民储蓄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实。
“一年期存款利率3.5%，但8月CPI同比仍上涨6.2%，负利率显著，资金纷纷从银行体系中分流出来。”某股份制银行负责人坦言。数据显示，9月前半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较8月末减少4200亿元左右，出现罕见天量负增长。
问题是，面对高代价、高风险民间借贷的逐利游戏，到底是谁在疯狂借钱？一旦资金链紧张如何偿还？谁接最后一棒？就在记者采访期间，9月20日，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被传出逃国外，涉及高利贷欠款或高达12个亿。
“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都在变相贷款，这些‘影子银行’银监会怎么去管？还有一些国企、上市公司也在高息放贷，这部分应当谁管？”一位市场人士称，虽然银监会提出了对“影子银行”的监控，但模糊的是，证监会、保监会、地方政府等其他监管机构并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
业内人士坦言，无法监管的根源在于民间借贷体系庞大，涉及机构众多并且错综复杂。“监管部门似乎早就默许民间借贷的行为了。”浙江省某地方商业银行负责人这样告诉《华夏时报》记者。
高利贷汹涌
就在两年前，这个位于苏北的城市，借贷公司还并不多见。
“尽管徐州是江苏的第二大城市，但经济和苏南的很多城市比并不发达，老百姓手里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借贷公司自然也没太多生存空间。”民间“放贷人”杜卿表示。
几乎在一夜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记者调查发现，两年内，徐州借贷公司数量保守估计翻了三倍，无论是位于徐州市中心的几家高档写字楼，还是各个小区的民宅，几乎都能发现各类借贷公司的身影；而借款年息也从年初的12%-30%涨到了现在的60%，甚至有的年息高达96%。
事实上，这一现象，在民间借贷尤其发达的温州更为普遍。
目前温州有1000多家担保公司，运作资金高达200多亿元，打着担保公司等旗号放“高利贷”的现象在温州非常普遍。“临近年底，再加上银行贷款缩量，目前月息已飙升至5分，最高的甚至出现一两毛。”知情人士称。
有消息称，仅信泰集团一个企业真实欠款就高达20多亿元，民间高利贷达12亿，月还利息就高达2000多万。”目前尚无信泰集团涉及高利贷的权威数据，消息人士表示：“去年有一家担保公司就为信泰担保了6000万元。”
“民间借贷正从广东、江浙等沿海城市蔓延到山西、河北等内陆地区，而逐利者也从制造业扩展到物流业，甚至是普通家庭。”中投顾问金融行业研究员边晓瑜告诉记者。最疯狂的典型要属鄂尔多斯。
“正常情况下，20%的年息在国家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风险并不太大。”杜卿说，但要是到了年息50%以上，一般会有两种情况：借款公司从百姓手中拿走钱就没想着还给你，或者是这家借贷公司被进行了层层盘剥。
谁在放贷？
就如一部电影名字所说，金钱永不眠。问题是，究竟哪些资金在疯狂逐利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现在物价跟利率严重不对等，存款放银行没增值先隐性贬值了。怎么提高资金收益率？”北京市民韩文烁称。韩的想法很普遍，结果就引发了银行巨额存款的“搬家”。
央行数据显示，4月份新增人民币存款为3377亿元，当月住户存款净减少4678亿元；7月人民币存款减少6687亿元，同比少增8166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6656亿元。时至今日，9月已经过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出现了4200亿元的罕见天量负增长。
竞相出逃的储蓄，流向了哪里？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士观点一致：愈演愈烈的民间融资甚至高利贷市场，显然是逐利资金的最好去处。9月上旬，一位名叫耿辉的投资者就把大部分资金交给了担保公司，月息1.5分。
记者此前在鄂尔多斯调查时看到，那里的居民很少涉足股市，有钱的第一想法就是借出去。
即便如此，耿辉们还只是高利贷市场上的“散户”，真正的大玩家隐于背后。上市公司、银行信贷就是其中“庄家”，而借到委托贷款便是主要手段。
据Wind资讯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沪深两市有107份关于“委托贷款”的公告，涉及52家上市公司，累计贷款额度超过160亿元，同比增长近38%。在52家上市公司中，委托贷款利率涉嫌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有30家。
“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只有6.56%，转手通过委托贷款把钱借出去，利率能翻好几倍。这笔生意怎么看都是划算的。”一名上市公司高管向记者感叹。但好生意里面有个不容或缺的角色就是银行信贷。
如此一来，路径就演化成：资信好的上市公司先从银行贷款，随后通过委托贷款向外高息放贷。换句话说，上市公司携手银行将有限的信贷资源，投入到无限的高息借贷大潮中。
以宁波维科精华公司为例，在其2011年半年报中显示，截至6月30日该公司持有9.25亿元银行短期借款。
另一面却还对外发放高息委托贷款。1月8日维科精华公告称，公司将下属房产公司短期自有资金1.5亿元向凯翔集团发放贷款,贷款期限为6-12个月,年利率为14.4%。
这并非个例。《华夏时报》记者在查阅上市公司相关年报、公告时发现，类似维科精华的操作手法还包括京投银泰、闰土股份、京山轻机等。
“这一现象是由‘双轨制’金融体系造成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告诉记者，即存在体制内、外区别，体制外企业融资成本一直较高，体制内企业长期享受基准利率，如此一来后者套利行为必然出现。
谁在借钱？
都在贷款，蹊跷的是谁在借钱？如今面对这些低则月息2分、3分，高则7分、8分以上，如此昂贵的资金，谁敢承担？业内人士甚至感叹除了贩毒，谁能承受这样的利息？
记者采访看到，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是，周转资金抵债。
“企业短期借高利贷资金，还银行到期贷款。后再从银行贷款，还高利贷本息。”耿辉分析道。除了周转性用途，高价资金的一大主力消费者便是制造企业。
Wind统计显示，上半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出现了大幅萎缩。1419家制造业类企业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625亿元，同比大幅下滑35%。此时缺钱的制造业视“委托贷款”为一根救命稻草。
据披露，截至9月6日，今年共有44笔合计44.8亿元的上市公司对外委托贷款流入制造业，占委托贷款总额的57.4%；其中，最贵的当属浙江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贷给南通麦之香实业有限公司的5500万元，年息达到21.6%。
而在众多受访者看来，高利贷的另一承担者是房地产企业。
根据统计，截至9月6日的63笔委托贷款中，有11家上市公司共向房地产企业发放了13笔委托贷款，资金总计17.2亿元。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高达60%、70%的民间高利贷依然有市场的原因。对于大量实体经济来说，企业再努力经营利润也难以企及这一高度，但在地产拿地一环中，即使扣除60%的高利贷利息，依然会有丰厚利润。”前述上市公司高管坦言。
有人士分析，在整个高利贷环节上，层层转借时，很多放贷人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借款人。由此搭起的是一条完整但很脆弱的资金链条。
谁来最后埋单？
民间借贷汹涌而来，到底有多少资金被卷入了这场危险的游戏？
“这一块很难监测和统计。”北京银监局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坦承，鉴于民间借贷的灰色性质，具体数字很难权威精确测算；但仅以民间借贷尤其猖狂的温州来说，2010年温州银监局对1000个中小企业做定期访问，“估计温州民间借贷量在8000亿元左右。”
银监会心里有本账。不久前，刘明康在2010年银监会三季度形势分析会议上表示，有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流向了日渐火爆的民间借贷市场，并称已在全国各省展开排查。
照此推算，万亿资金杀入民间借贷市场应没有什么悬念。此时民间借贷成了名副其实的游资“抽水机”。如此庞大的资金走钢丝，如何保证安全？同时，这些融资绕开了信贷规模控制，游离于金融笼子之外，逃避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躲开了货币政策调控，使得宏观调控效果大打折扣。
要知道，温州等地从今年4月开始就频频出现的老板“跑路”现象正愈演愈烈。
4月以来，温州当地的江南皮革、波特曼、三旗集团、浙江天石电子等企业关门倒闭。
5月底，此前被称为“宝马乡”的江苏北部贫困县泗洪县石集乡高利贷链条一夜之间断裂，从石集乡迅速向其他乡镇蔓延，穷困群体上亿的血汗钱瞬间全都打了水漂。随后的7、8月间各地“跑路”公司明显增多。
一个可怕的结局正临近：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个人则是资产瞬间消失。无奈的是，面对这场游戏，监管层并没有太多牌可打。
监管层却很无奈。在银监会三季度形势分析会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以相当篇幅论及此事，并强调，相关商业银行不得在贷后管理上忽视受托支付的要求，“但最终导致贷款资金流向无法监管。”
银监会专门出台了“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管理办法及项目融资业务指引，但效果并不明显。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大部分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或是，缩小银行贷款与民间借贷的利率差和银行表内外产品的收益，从而抑制民间借贷向虚拟经济渗透。
与此同时，要建立资金流向的监控，随时掌握资金的流向，以便于实行调控。更为重要的是，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尽可能使其阳光化，给它松绑，不能无视民间借贷的存在。
线上线下乱象丛生 P2P借贷急需监管
本报记者 杨中华 北京报道
银监会下发风险提示之后，P2P网络借贷的风波仍四起，以线下为生的宜信公司业务备受质疑，而纯线上P2P网络借贷公司贝尔创投电子商务公司也被公安机关调查。
由于尚无法律法规规范，P2P网络借贷得以曲线发展，尝试各种模式以规避现行法律，在质疑声中茁壮成长。
一位监管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虽然目前网络借贷的规模相比其他渠道借贷规模相对较小，但是也应该引起监管部门的重视，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借贷使其健康发展。
债权模式受疑
宜信的业务模式从无到有，争议一直如影随形。
宜信公司CEO唐宁解释道，其业务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出借人和借款人双方通过宜信平台直接签订借贷合同；另一种，就是唐宁个人先把自由资金借给需要的借款人，形成债权，而后，唐宁再将债权转让给有需要的客户。
但在宜信网站的宣传中并无唐宁所介绍的第二种模式，大多宣传则为第一种，以及宜信推广的宜农贷、宜学贷等，一位购买过宜信产品的出借人称，出借人也可以和借款人直接签订合同，但是需要500万的资金门槛。
一位业内人士解释道，显然目前宜信很大部分的信贷理财计划，都是通过唐宁的债权来相互转让，现在很多线下模式的P2P网络借贷都是通过签订债权合同来完成所谓的信贷理财计划。
“显然，唐宁似乎只需要不多的初始资金就能够滚动很大的雪球。唐宁把初始资金借贷出去取得债权，宜信公司再发行相应的信贷理财计划供出借人购买，那么唐宁的‘初始资金’又回到了自己手中，不同的是已经完成了借贷关系，并且能够向双方收取管理费用，同时把公司运营成本附加到贷款利率之中。”上述业内人士说道。
有报道称，唐宁个人的放贷余额至少20个亿以上，但宜信法律顾问陈达飞指出，宜信作为一家私营企业，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经营数据。
在债权模式之外，宜信的客户经理也在向出借人介绍信托产品，并向记者详细解释道，由于有些信托产品的门槛相对较高，宜信则是买下一些信托产品，再把信托产品分成若干份，供出借人购买，降低了出借人购买信托产品的门槛。
对于信托产品，宜信公司公关总监李玉瑛则指出，宜信只是给那些想多种投资途径的出借人介绍信托产品，出借人购买信托产品则是需要跟信托公司签订合同，宜信只是一个平台。宜信曾跟信托公司研究推出面向农村的信托产品，但目前并没有推出。
陈达飞认为，法无禁止，就可以做。
线上乱象
在线下模式受质疑之际，单纯作为信息服务平台的P2P网络借贷公司也出现了麻烦。
注册地在江苏南通市的贝尔创投电子商务江苏公司的负责人，正因涉嫌诈骗被南通市闸岗分局调查。
本报记者向南通市闸岗分局求证时，南通市闸岗分局办公室说，电话中不方便透露，可以到相关单位咨询。
贝尔创投的网站依然能够运行，在该网站的社区动态中，已经有多张帖子提到贝尔创投被公安机关调查，有些出借人则在帖子中指出，网站的提现功能已经不能够实现。
在贝尔创投网站贴出的逾期黑名单中，有两位现场认证的借款人，分别位于苏州和常州，但是手机、家庭和工作单位联系方式竟然一样，而有些逾期借款人的手机联系方式已经不能够接通，上述问题在逾期黑名单中多有出现。
“在线上模式中，由于P2P网络借贷公司只是提供一个平台，门槛相对较低，而且网站也能够虚构借贷案例，同时网站也可以注册虚假借款人，并给予高评级，再显示借款成功，形成欺诈骗取资金的案例。”上述业内人士如是说。
中国小额贷款联盟秘书长白澄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作为线上P2P网络借贷，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非常重要，这样能够让出借人知道该网站借贷的坏账率，能够使得出借人有选择地进行投资。
急需监管
在采访中，李玉瑛多次提到，正是市场有很大的需求量，才使得宜信在2009年至今快速发展，是市场推动着宜信快速向前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资深顾问王灵俊认为，从金融市场供求的格局上看，P2P对应的两头，都是中低端客户。大银行像大型水泵，把水给国企、政府平台。P2P拿一个橡皮管，把一部分水抽出来，输送给农户等低端客户。现有金融体系还远远满足不了中低端客户的现实需求。
在P2P网络借贷规模扩大的同时，由于其并没有监管部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也就出现了上述文章中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受到的质疑和发生的问题。
白澄宇曾指出，需要建立行业标准以及门槛，通过行业自律来约束P2P网络借贷公司。在10月份召开的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中，将建立P2P行业自律委员会，督促行业从业者自律。
一位监管人士指出，在通过小贷联盟进行行业自律的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制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约束相关行业不触碰底线。
一些P2P网络借贷公司人士也指出，目前公司都在跟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希望能够纳入他们的监管范围，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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