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风云变幻中的中国经济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华生：各位来宾，上午好！非常高兴参加上海期交所举办的第八届国际衍生品论坛，对期货我没有什么研究，应该说稍微有一点渊源，1985年26年前，当时我们给中央提供了一个报告，叫中国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和思路，当时正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开始，在这个报告当中提出，要替代计划经济的功能，期货作为稳定预期，让生产者有一个预期的计划安排他的经营，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所以那算是我跟期货多少有一点渊源，当然在那个时代期货市场还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风云变幻中的中国经济成长。因为我看了一下论坛的主题，讲在动荡的环境当中期货市场的发展，所谓风云变幻首先是国际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这一块可能做期货的人研究的比我更多更细，我不会深入讲，最主要的是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因为，第二阶段QE2已经结束，现在很多人在判断美国下一步的货币政策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因为这个发展会对特别是兑美元的汇率，对美国经济走势有影响。很多人断言由于美国经济仍然非常疲弱，失业率居高不下，从美国历史看，所有在任的总统失业率高过8%、9%的时候，没有一个总统连任，因此有人赌奥巴马肯定会推出QE3，这只是一种分析，我们看看这样的政治逻辑会不会兑现？奥巴马要成为伟大的总统，但是一个总统第二任不能连任，美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总统，因此为了对付经济的疲弱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仅仅是一种分析，但是美国的政策走向，货币政策的走向显然对国际经济，特别是大商品市场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最近看到欧洲的债务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当中，谁都不知道最后能够走到什么地方？这种经济风云的变换，包括现在正在上演的阿拉伯国家的茉莉花革命之后造成的政治格局的变动，都会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外部环境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我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些。我们搞期货的人可能对这些方面的关注，比我还要多。我重点想说的是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说跟国际经济，包括大商品市场有直接的关联，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几年来国际大商品价格飙升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因此中国经济如果发生任何的变动，不仅影响的是中国，也影响的是整个国际经济的格局以及这些大商品市场价格的走向。中国经济在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前景？这个不光是中国人自己关心的话题，也是全球的投资者都在关心的问题，怎么看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现在从国内来说，总体来说有两个观点。

　　一个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经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人口资源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经济会逐步降低它的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的速度逐步地向5、6%速度缓慢下降，这是很多人提出的一个观点。另外一种是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维系很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正是因为为了防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可能出现，因此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因为我们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我们一好遮百丑的标志，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如果下降，对我们从就业以及到社会稳定各个方面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国经济究竟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我觉得要回过来看一下，过去30多年来支撑我们高速增长的因素是否继续存在？过去这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几个方面。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做过分析，当时我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四轮推动，第一靠过去对外开放，在过去相对封闭情况下造成信息大规模流入，使我们作为后发国家能够迅速拉近跟世界经济，这个因素发生变化，因为当时对外开放别人担心我们开得开的问题，是怕我们开放的不够，今天当你开始强大起来的时候，已经成为别人的对手，因此现在对你的封锁，对你的警惕，对你的防范，包括在谈判桌上的相互交易，已经替代了过去单方面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拉近技术信息的局面，所以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已经开始在衰竭，现在在对外开放方面越来越变成对手之间的谈判和博弈。

　　另外从国内来说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三个主要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推进的市场导向的改革，这个改革在过去30年当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所以今天才有了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但是剩下的改革领域和过去相比难度大大增加了，简单例子今年面临很大的电荒，基本原因是因为电力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要反映供求关系要大幅度提高电价，电价既关系到普遍民生，也关系到整个工业品成本，所以剩下做的改革水电油气改革，既关系到经济全局，又关系到老百姓生活，主力是多方面，已经跟过去改革有相当大的差异。我们支撑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城乡分割二元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在过去特别是在人口红利迅速增加的阶段，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从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10年左右时间，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货币工资都没有上升，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这个是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作出了最主要的贡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时代杂志周刊上的封面都用中国的工人，实际上是中国的农民工作封面。

　　但是这个情况在短短3、5年内已经发生了基本性的变化，就是劳动成本的迅速上升，中国人口红利给逐步进入一个高速增长开始下降的拐点，应该在明后年到达，作为它的提前指标，就是年轻一代的劳动力这些年来，从本世纪2003年、2004年以来已经逐年减少，这是普遍出现的用工荒的根本原因，一方面经济在高速增长，一方面每年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工人的人数逐年减少，这个趋势还会长期维持。因此靠城乡二元结构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作为世界工厂的主要的劳动供给，这个路径确实也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最后一个轮子就是中国具有特色的地方竞争的模式，除了对外开放以后，我们的市场化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第四个就是我们在统一的国家下面的地方竞争，这个地方竞争在过去长期也是推动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因素，今天仍然扮演着一种角色，各个地方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招商引资，径向用最廉价土地以及其他优惠条件吸引外部投资，在相当大一个时间里面中国是吸引外部投资的天堂，这个局面地方政府的负面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深陷土地财政的陷阱，地方政府负面作用对于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的阻碍和效益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去因素确实都在衰竭，这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30多年后所面临的基本情况。

　　刚才我作的分析是2008年三年之前我们写的报告，中国经济面临这样的情况，正好在2008年秋天我们又遭遇了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打乱了我们本来正常增长的步伐，所以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计划，以及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个人认为在2008年推出的计划完全正确的，应对这样的局面中国政府推出积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对百年未遇金融危机，当时几千万大量工人下岗应对的对策对的，但是应对的举措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的影响深刻，如果从长的方面来说，这次应对的代价对本世纪初以来，从过去单纯的经济增长向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全面发展这样的转变中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出现了倒退。短期经济增长今天还在对付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包括在金融危机一年的时候，2009年当时在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上，当时我提出来，在应对经济危机冲击之后，我们应该及时的转变自己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到稳健的货币政策上来，但是我们知道货币政策的转向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做出来，我们货币政策上面的宽松和转向推迟，是我们今天面临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那个会上我还提出，我们虽然讲的是科学发展观，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真正模式，是稳定压倒一切和GDP挂帅，这是我们实际的指导方针和模式，一切为稳定让步，同时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个人认为对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性实际上指导我们，包括各级政府的行为方针，是要做出重新的反思和审查的时候，严格地说，高速增长和稳定，本身就是有矛盾的，高速了就很难安全和稳定，就像高速铁路一样，今年适当的降低了高速铁路速度的要求，它会使我们给铁路稳定和安全多，本质上过分高速和稳定有矛盾的，而且中国经济过去的30多年，被世界认为是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自己亲身的经历，8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9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都有过短暂的经济滑坡，经济增长速度掉到5个点，6个点的时候，所以持续高速增长不排除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的波动，波浪式的发展才有持续性，保持在一个弓箭反而才有持续性，所以经过30年发展我们要重新思考。十二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预定的8%降到了7%，如果这个指标不具有真实的意义，对我们没有多大实质性内容。

　　中国经济要想调整结构想转型，在速度上短时期内阶段性作出一定的牺牲和下降，我认为是积极的，而且是主动的，就像大商品价格，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像我们十二五规划预期的那样，在今年或者明年是7%，我们所面临的原料和大商品的市场就会对中国非常有利，正是因为我们撑足了架子，摆出增长的架子，所以对我们原料价格对我们不利，实际上中国经过30多年高增长以后，有比过去不知道强10倍承受力，如果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从90掉到5、6、7，就会出现全国性失业，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在30年当中，如果今天出现这样的局面，这种波浪式发展使得中国经济更稳定，更持续高速发展提供条件，而且在国际竞争当中争取更主动的国际环境，不用在乎我们有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由于调整结构和转型的发展需要，别人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结束了，开始衰败了，当他们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会做出反应，所有的反应对中国市场来说都是积极的，会降低大商品原料价格，扭转人民币一个劲外汇顺差上升的趋势。所以对于经济增长是我们要认真重新审视的时候。刚才我说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但是我们究竟是不是想实施这个目标？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今后在持续20年-30年的高速增长是有保证的，是有基础的，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模式方面，如果我们始终就像前两年的高速铁路一样，把自己的速度定在技术的极限上面，我们可能过紧，反而会跌落下来，如果波浪式发展最后主动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也能够达到。这是关于增长本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那些制度性的因素，在30年之后已经发生了一些基本的变化，很多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因素已经不复存在，当我们说中国经济今后20年和30年高速增长，仍然有保证的，仍然有可能的，依据是什么？这是我今天下一部要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靠什么？比如现在的一些说法，要靠经济的转型向高技术新兴产业转型，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这个说法100年、1000年以后都是对的，永远都对的说法对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任何时候都有新技术新产业，所以不会构成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高速增长的原因。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结构的调整，不是这种调整，这是永远都会有的调整，永远都要发生，不是我们阶段性的任务。

　　中国经济要调整结构，最主要的结构是什么？最主要的转型是什么？要解决今后中国经济的成长问题，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回答，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是城乡的二元的经济结构跟我们已经成长这样的水平冲突，中国去年的人均GDP用美元计算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一般来说，在这个阶段上城市化的水平应该在60%左右，我们名义上的城市化率现在是48%、49%，但是其中包括了1亿多农民工，他们并不在城市里面定居，我们真实的城市化率是30%、40%左右，中国有差不多三分之一4亿5000万人是城市户籍人口，而三分之二将近9亿人是农村人口。从日本、韩国后发国家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来看，在进入真实城市化率20%多和30%多之后，大致在20-30年时间里面，城市化率到达80%，这是日本、韩国在战后，日本早一点，日本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韩国大致是从60年代的后期到80年代的后期，完成了国家的城市化的转型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人口资源的禀赋和日本和韩国非常相近，也都是人均一亩多地可耕地，经济增长模式同属于东亚模式，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转型，基本上应该不会脱离这条道路，而且日本、韩国现代化的转型，特别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在2、30年时间当中，把大多数人口从农村搬进了城市，成为城市居民，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保持了非常低的收入和贫富的差距，他们在城市化完成的时候GD系数大致在0.3左右，相当于改革开放开始的水平，所以从他们走过的道路可以看中国将面临的道路。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的不合理，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面临最大的转型就是城市化的转型，而这个问题现在并没有提到首位，我们知道几年前中央曾经提出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是对的，当时我就提出意见，我说新农村建设是对的，毛泽东时代就搞新农村建设，但是中国在这个阶段上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新农村建设，而是新城市建设，因为亿万人每天每年每月大规模离开农村，大部分人离开农村新农村建设和短暂停留的新农村建设是完全不同的建设，现在的很多建设很快都会变成无效的和浪费的建设，因为大多数人口正在离开。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做的准备要迎接的是在今后20年-30年当中，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而这个城市化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几千亿，几十亿的需求，而是几百万亿的需求，这是推动中国经济20年、30年后的新的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现在的应对要抓住这个阶段，实现中国经济在今后30年新的高速增长，目前的应对应该是完全不充分的，比如说我们北京、上海，上海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北京四座的人口规划，2020年人口规划2010年已经突破了，我们对国民经济的计划没有把最大的计划做好，最大的计划就是人口布局的计划，这一块不完全是市场能够解决的，市场可以引导人到沿海地区，到发达城市去寻找他的工作，但是市场本身不能规划城市，所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如果我们认清这个时代，是在今后的20年-30年，如果像日韩走得快一些是20年，如果慢一些到30年，在2030年和2040年之前，4.5亿人口更多人口进入城市安居，他们到什么地方安居？会带来巨大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作这个规划，有人说他们不能到上海和北京来，很好，他们可以不来，他们去哪儿？有人说他们应该到中小城镇去，但是中小城镇给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把所有投资，重大的项目都接二连三投在一线大城市，我们没有设备向一线大城市流动。

　　如果我们这些重大的项目，都在一线城市，就像奥运在北京，世博在上海，亚运会在广州，大运会在深圳，迪斯尼建设在上海，我们做出的信号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资本劳动进入这些地方，但是我们并没有做相应的准备，所以我们究竟使之6、7亿人到什么地方安居？首先是我们的城市规划是应对这个结构转变的首要任务，而这个任务到目前为止基本没有被提出来，我们是在消极地应对人口的流动，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的迁移，这个需要中国对一系列的新兴城市或者是未兴城市进行全面规划，因为只有这种规划才能降低城市化成本，中国经济能不能高速增长？处在高速成长的时代，核心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降低城市化的成本，我们面临城市化的土地成本、劳工成本，各种生活必需品成本都高速上升，这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局面，所以面对着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认清实际上国外已经有很多人看清了，他们说中国经济肯定会高速增长，中国在今后20年、30年当中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中国不可能像欧美一样用几百年时间完成城市化过程，中国一定会走日本、韩国的道路，实现城市化，我们基本没有准备，要完成这种准备，做这样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需要我们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的重大的制度变革，而我们今天没有做准备，需要社会有共识，需要领导者有决断能力，回避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房地产价格高起的重要原因。

　　房地产价格为什么久调不下？为什么越搞越被动？忽略了转型，而且调控的措施经常反向，城市化过程里面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城市要接纳移居人口，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但是我们现在的限购政策，正好以限制外来人口作为它的基石，如果不限制外来人口限购政策一天都不能实行下去，所以如果不限制外来人口不可能限购，限购本质是利于城市化的，我们在房地产价格为什么高起？其中很基本的原因是跟我们的土地政策密切相关，现在大家说的比较多的就是土地财政，它跟金融体系也密切相关，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下决心消灭土地财政的时候了，越拖下去越被动，拖下去会葬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三年前提出改变中国的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靠卖土地来赚钱，一手从农民那里拿土地，然后用高价出让土地，取得土地出让金，使政府成为执法者变成盈利者，这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所有乱象的根源，当执法人变成牟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包括我们推出的耕地平衡过渡的制度，只要占用一亩耕地就可以造出一亩耕地，导致了合并村庄让农民上楼，把两个村庄合并成一个村庄，那个村庄宅基地腾出来，促进城市建设，耕地平衡挂钩的制度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立即废止，如果是过渡性的办法，应该占用建设用地，增加建设用地跟增加城市宜居人口挂钩，地方政府扭曲和整体上制度扭曲直接相关联的，在这个地方更多要借鉴国际的经验。

　　低价收购农民的土地高价进行拍卖，全世界只有我们现在一家这么做，香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但是香港是一个城市，它没有农村，不存在拿别人地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土地财政制度，包括土地招牌挂制度，在当时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今天已经完全丧失它的进步性，我们的房地产价格这么高，最主要的和住宅土地的牟利性联在一起，工业用地为什么那么便宜？工业用地用成本价甚至低于成本价出售，如果住宅用地用成本价出售，那么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根子可以解决，而我们查一下，住宅用地作为公益用地，而不是商业用地，在日本城市化高速发展期间是列入法律，在韩国也是进入法律，中国房地产市场根本改观，取决于我们把住宅用地从商业用地当中分割出来，变为工业用地用成本价进入市场，这样才能解决中国今后30年城市化的需要，才能使城市的房子成为普通居民都能够负担得起的住宅。因为所谓房子价格高涨从来不是住房，住房从建起的第一天开始每天都在贬值，唯一升值的是土地的价格，实际上城市化就是让进入城市的土地，这些土地资源和土地增值比较均等分布在进入城市的普通居民的手上，而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土地价格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不要做自己根本阻挡不了的东西，而不做顺应历史潮流，同时又能够给我们提供健全的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我们的农民工和家属都能够负担的住房，只要我们用工业用地的价格提供住宅用地，看到这样的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就为期不远。所以这是关于我们面临的城市化的大的主题。

　　我觉得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化的时代，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思维调整到这条主线上来，因为这主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的格局，包括影响金融市场，包括影响大商品市场以及期货市场，最后说一个是关于收入分配，很多后进国家，低收入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解决了最初步的温饱之后，收入和贫富差距积聚扩大，造成了社会的对抗和动荡，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形势应该说是非常严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来说收入分配问题？因为它是跟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内需是密切相关的，中国13亿人从来不会需求不足，需要外国市场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不是没有需求，我们是有支付有效需求不足，就是在于我们的财富的分配极端的两极化，对于大多数具有普通旺盛需求的人来说，缺乏有支付的能力，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他们只能吃一点米和一点肉，他们的需求投资到奢侈品市场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但是不要几年中国会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这是全球100之外发生的，我们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贫富差距扩大到这样的程度，投资品和奢侈品已经追逐到这种程度，说明财富分配已经极端的不平等。这种情况的造成，主要是跟我们一些制度性的安排联在一起的，市场竞争也会产生分化，但是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分化要长期加以时间，要几十年几百年。

　　我在英国人的时候，英国人说培养一个贵族要几代人，但是我们培养一个暴发户需要短短时间，我们讲到城乡二元的体制造成了社会公共服务严重倾斜向城市一小部分人，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额，社会服务费均等化是贫富差距分化的重要原因，另外土地制度垄断性土地制度安排，每年从农村居民那儿用几万亿规模，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移，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以后仍然要离妻别子，仍然莴苣的原因，我们的利益，管制化低利息，每年以几千亿规模流向银行，享受银行贷款的企业，这些重大财富问题不均等，如果不扭转不能扭转贫富差距的趋势，不可能让社会真正稳定下来。同时我们还有资源的垄断，北京，上海不知道，有几家著名厂商圈地，现在不用圈地就上涨了几百亿，土地升值收益应该由社会共享，这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概念，韩国有一个土地公概念，特别是城市土地，他对收益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环境的外部性，因为这块第究竟值多少钱？取决于地方位置，交通设施，方方面面的情况，跟本身没有关系，所以土地的增值应当归社会，而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么多爆发的房地产商，以及这么多煤老板，矿老板，资源分配不均等，而且是垄断性，不是靠自由竞争得来的，还有市场垄断，除了大家关注的央企垄断以外，大型企业现在经济是寡头经济，享受着超过一般水平的特殊照顾，特别是我们的国情下面。像我们看到富士康的企业到各地，可以用廉价甚至不用价格拿到巨量的土地，这是一般投资者根本不可能享受的。

　　我们看到知名企业包括食品大企业，发现他们的利润，因为上市了以后才知道利润一半都是各级政府的补贴，而这些补贴本来应该到中小型企业，而不是流向已经占有市场寡头地位的企业，所以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根本的梳理，不进行这种梳理，我们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局面只会进一步发展，而这个进一步的发展，会对我们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成长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会削弱内部需求的源泉，加剧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这个当然也需要财政税收制度作根本性的改革，大家知道因为最近正在搞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免征额的变化和调整，我个人反对，本来这个题目根本不值得炒作，所谓起征点或者一般免征额，和通货膨胀率挂钩，不是过几年炒作的事情，在国外根据通货膨胀的变化，每年动态的调整一般免征额，也就是中国称为起征点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值得讨论也没有必要讨论，我们需要的是特殊减免额，根据负担的人口以及有房子或者没有房子给予特殊减免，我们现在改革很简单，一个动态挂钩，一个增加特殊减免额，没有媒体上讨论的那么复杂。但是我们这次调整应该说偏离了整个改革的方向，因为根据财政部的数据72%的人，低于2600点目前实际起征点，加上实际扣除，当72%人低于起征点，不会对低收入者带来积极影响，只会扩大收入差距，而现在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整体上降低税负的同时，从根本上改变现在对劳动重税，对资本劳动所得轻税的改革，像土地矿产资源，因为对这些资源征税很少有转移的可能，他们本来就不会影响到市场竞争的效率，所以我们财政税收体制面临根本性的改革，来配合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重大的发展机遇。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重要的中国确实到了进一步转折的关口，这个时候一个方面是需要决策层、领导层的决断力，有人说俄罗斯搞了低税率评价税，税收大增不是挺好吗？但是根本没有看看俄罗斯前几年税收增长，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搞了税制改革，而是2003年底普京上台以后，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整数工作，追查富豪逃税，所以把俄罗斯首富通过追税倾家荡产进了监狱，一大批富豪逃亡，中国要想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局面，特别是扭转隐性收入泛滥的局面，是需要下大的决心，没有大的决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这两天7个部门发布了一个关于购物卡限制使用购物卡的通知。我想购物卡是什么东西？别人有吗？我在英国生活了那么多年没有见过购物卡，购物卡为什么在中国这么流行？无非是隐性收入的最方便的形式，对这么简单的东西不是取缔，还要研究120次，还要搞限制办法，不准超过1万，要怎么登记，无穷无尽这么小的事情，我们的行政成本不可能不高，对于购物卡应该无条件取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没有任何作用，只是给隐性收入的泛滥提供了载体而已。

　　国外只有一个卡叫做积分卡，鼓励消费者重复到一个商场再次购物，你反复购物了以后，根据你的积分，在你的购买金额上打一定的折扣，这个积分卡是美国、英国、欧洲到处都有的，我们这种上万购物卡，而且没有面值购物卡是中国特色的创造，而且是腐败行的创造，所以在治理方面，如果受太多记得利益的截至，要想留住中国内需不足和贫富差距改变不可能的。改变封闭决策，从个税起征点出台，包括购物卡政策，说明了少数关起门决策往往脱离社会的真正需要，最后我想说，我们说了那么多问题，不是我们对这个国家不热爱，不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前途没有信心，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历史性的机遇，前面的30年，对我们太重要了，把我们从激进主义革命航道上，转到了改革繁荣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现在面临另外30年根本性机遇，就是中国实现城市化，把中国几千年来农业大国，使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前景和机会现实摆在我们面前，而我们现在的准备是充分的，关键在于正确的提出问题，抓到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的主要矛盾，并且有相应的对策，这样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新的发展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金融市场包括期货市场的大发展也是必然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