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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应确立“民富优先”大战略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年03月04日09:42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历史性转变,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十二五”是从“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发展转变的关键五年。“十二五”是承接前30年与后30年的五年,对中长期的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从“十二五”开始,中国需要在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十二五”这五年,需要推进几个方面的转型和改革,尽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以城市化为载体、以低碳经济为基本要求、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发展格局。

  “民富优先”的意义

  “民富优先”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大战略。我国已从以衣食住行为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发展型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长的趋势,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全社会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

  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成为历史,仅以做大经济总量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迫切需要转向“民富优先”为导向的发展。

  “民富优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战略。“民富优先”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重大选择。

  国富、民富都十分重要。问题在于: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使国家生产力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增长,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的提高缓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消费倾向偏低,由此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带来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社会消费率的提高。

  “民富优先”也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选择。

  “民富优先”导向改革的实质是建立“藏富于民”的体制基础,其基本标志是居民收入增长略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者报酬增长反映劳动生产率提高,政府收入增长受到合理约束。

  这些年,我国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率持续走低,主要原因在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制约了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适应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提升的趋势,关键在于走“民富优先”的发展道路,将城乡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作为两大约束性指标,以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民富优先”是实现公平发展的重大选择。“民富优先”的改革是在更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提高社会公平程度。由此,“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公平、协调发展;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同工不同酬”的体制安排,促进劳动力公平发展。

  “民富优先”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战略。我的一个判断是:未来5~10年,我国的改革发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因为,从实际看,改革发展的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抓住机遇、做好选择,在改革导向上实现“民富优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有重大突破,由此中长期内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得到有效释放,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在发展理念上仍坚持经济总量导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大的突破,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究竟出现哪种可能性,现在看来与是否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直接相关。

  新阶段转型与改革的实质

  新阶段的转型与改革,实质是以“民富优先”发展为导向、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的二次转型与改革。

  1.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

  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改革的内涵和重点因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在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客观趋势下,需要尽快启动二次转型与改革。

  我的主要观点是,一次转型与二次转型既相联系,又各有特点:一次转型以改变生产关系为重点,做大经济总量;二次转型以改变经济结构为重点,建设消费大国。

  2.把改变经济结构作为重点。

  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要求经济结构也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这里的经济结构,不仅是产业结构,还包括投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利益结构等。

  从现实情况看,这几年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大都源于经济结构改变滞后于需求结构变化。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凸显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要地位,凸显未来5~10年改变经济结构的重要地位。

  3.“十二五”改变经济结构的重大任务。

  未来5年,迫切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1)实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撬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战略支点,需要尽快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争取“十二五”取得重大突破。

  (2)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农民工市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焦点所在,也是释放城市化红利的关键所在。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这件事再拖下去,可能会进一步产生难以预料的经济矛盾与社会风险。

  (3)以公益性为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我的看法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的盈利性要建立在公益性基础上。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源配置,对打破垄断、促进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意义重大。

  (4)加快推进以财税体制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这项改革有助于带动其他各项改革,有助于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有助于推动“民富优先”的发展。

  (5)把政府转型作为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点。实现“民富优先”的目标,需要政府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超脱自身利益的束缚,强化公共利益的代表地位,走向公共治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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