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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第一代创业者群生相 中关村历史不可磨灭

来源:科学时报
2010年11月05日09:56

  编者按

  1980年10月23日,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这个偏安一隅的小荷尖尖角初露锋芒后,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企业集群,拉开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幕。

  2010年10月25日,在中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纪念中关村民营科技创业30

周年的会议上,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及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中的多位代表再聚首。他们的名字载入中关村史册,载入中国民营科技史册,熠熠生辉。至今,他们仍活跃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舞台上,承载历史,更书写未来。

  有人说:中关村就是未来世界的硅谷。几乎没有人会反驳这个观点。然而中关村之所以为中关村,在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之外,是什么凝结成中关村的灵魂并不断升华?追溯中国民营科技30年历史,谁代表中关村历史?什么代表中关村历史?第一代创业者试图寻找,并竭力呐喊。

  □ 本报记者 周熙檀

  “咱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阶级兄弟。”1985年,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批示,中央办公厅要求北京市委调查京海、四通、科海、中科4家公司的情况。当中央调查组组长刘敏表示愿意相信时任京海集团总裁王洪德时,王洪德流着泪说出了这句话。

  2010年10月25日,王洪德又两度说出“咱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阶级兄弟”这句话。离开中关村7年,坐镇惠州运筹15万平方米的商城,解决了1万多人的就业,年营业额超过60亿元,受到了珠江三角洲的欢迎,王洪德仍然强调,“我是中关村人。”面对着陈庆振、张家林、彭伟民等这些曾经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起艰苦奋斗的“阶级兄弟”,王洪德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所拥有的不仅是突破体制、一起打江山的点滴,更重要的是股子里不变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驱动他们仍然活跃在民营科技的舞台上,并为中关村的发展殚精竭虑。

  这一天,恰逢原科海集团总裁陈庆振的70岁生日。现作为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陈庆振,组织了这次聚会,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及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们,已是古稀之年。满头白发亦掩盖不了他们如30年前一样充满激情和热忱,不断追问中关村的精神是什么?中关村的文化是什么?“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30年走来的是一条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路。”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于维栋,1987年经历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从调查组策划、组织调查、起草报告到中央决策的全过程,他说,“回顾中关村30年走过的路子,肯定这条路子,是为了继续走下去,创造更好的未来,要着眼于今后30年。我们总结经验,继续和发扬中关村的创新精神,培育中关村的创新文化,充分发挥中关村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先锋带头作用。”因此,10月25日的这一次聚会,追忆往昔峥嵘岁月,更为举世瞩目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提供创业创新文化的建议。

  创意可以由领军人物或者某个人提出,而创新则必须由团队去完成,发现发明和运筹帷幄抑或是一种个人行为,但产业化必定是集体力量

  ——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

  一个集群创造一段历史

  “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代表性的新事物之一,中关村电子一条科技企业的崛起,它的影响和重要意义,可以和小岗村1978年12月发生的包产到户的事件相提并论。”于维栋说。

  没有人去质疑这一点,如果没有第一代创业者突破体制、敢为人先的尝试,就没有今天的中关村,中国民营科技史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均会被改写。在以王文京、刘迎建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创业者和邓中翰、李彦宏等为代表的第三代创业者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关村一脉相承的创业、创新的激情和能量,以及科技报国的使命感;但是,却似乎又少了那一代人所具有某种鲜明特质。“30年回顾、30年展望。感激那个年代,积淀了中关村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感激那个年代,官民同心、产学研共济、和谐共生。深思当年原生态创业的每一步艰辛,以启迪今人和后人。”北京科学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副监事长彭树堂说。

  在中关村创业文化座谈会上,洋溢着同志般亲切感情和驱不散中关村情结的第一代创业者们,将时光拉回了上个世纪80年的中关村。那是怎样一段艰难而又辉煌的岁月?在如今高楼林立的中关村大街上,当初中关村的典型景象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流淌在中关村创业者企业家身体里的血液却仍然燃烧着炙热的中关村精神。

  “当时从白石桥到中关园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那些小平房和简易的小楼看起来弱不禁风,虽然简陋、平凡、粗放,燃烧的热情却将我们聚集在一起。回忆当年,我们经历了无数次工商、财税、审计等部门的审查,经历过很多苦难,更顶着‘骗子一条街’的舆论压力,但是,那时的中关村却开始飞腾。”王洪德感情激昂地说,“中关村的成功,有赖于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以及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注;有赖于那些为改革摇旗呐喊的理论家、实践家们;最重要的是,有赖于第一代创业者群体的集群效应。”

  “集群效应”这个说法,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原四通集团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更是反复强调,“如何评价中关村历史?那就是集群效应,是一个集群在书写着这部历史,在代表着这段历史。说起中关村,传得最广、最简单、最朗朗上口的就是‘两通两海’。其实中关村那时候的企业何止两通两海?但‘两通两海’代表的是中关村一个企业集群,企业家集群,而不是一个单个企业,一个个人。他不讲一个人,而是一个集群,一个现象。”据有关资料显示,到1986年底,“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有148家民营科技企业。

  朱希铎说:“看30年历史,中关村最显著的特点是集群效应。我在四通里看四通,万润南、沈国钧、段永基……我们这帮人大家各有鲜明的、完全不同的个性。互相之间可能有很多冲突和矛盾,但是大家有那么深的、打不散的‘四通情结’,是什么共性让这帮人走到了一起?在那么艰苦、特殊的环境下,风风雨雨,大家棒打不散,什么原因?再放大说,第一代创业者们,王洪德和万润南、陈庆振、戴焕忠,都很不一样,但是大家能共同在中关村创造一段历史,这个集群是被什么凝聚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层次的东西。这帮人都有科技背景,都是下海到了市场经济中去冲,同时借用段永基的话说,‘这帮人是在中国半改革不开放的时候下海出来的’。这帮人既是科学家、工程师,有科研背景,同时还有着一种改革的冲动,一种对陈旧的东西、对束缚性东西冲破的冲力,以及敢下海的冲动。冲动地出来、冲动地冒风险、冲动地做事业,冲动地一直坚持下去……还靠什么?靠事业上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这帮人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非常深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种事业感、追求、奉献觉悟已经流在血液里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集群,在改革大潮扑面而来之际,书写了熠熠生辉的“中关村”。

  这一天,当这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有着当初建立起的兄弟般的感情,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当初正是受了“两通两海”的影响和感召,他喜欢摇旗呐喊的天性,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为中关村呐喊,他不断强调说:“企业家之间应该保持友善、和谐,绝不互相拆台,要继续合作。”

  中关村的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把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过去30年中关村创业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创业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这是今后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顾问于维栋

  一种精神成就一个区域

  “当初段永基振臂一挥‘鬼子来了’,对我影响很大。”北京民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清华紫光创办人张本正说。在今天中关村的企业家看来,这种号召力似乎很不可思议,但是第一代创业者当时放弃一切“下海”,正是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巨大感召力。原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慕兰说,中关村企业家身上也独有的特质是他们的使命感。

  张本正认为,中关村精神,一是不怕失败、敢为天下先;一是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北京华讯集团总裁戴焕忠则表示,说到中关村文化、中关村精神,要特别讲到知识分子的整体觉醒。无论什么样的说法,凝聚中关村创业者、造就今日中关村的无形力量,比有形的财富更有价值。因此,一代又一代创业者不断追问:中关村精神是什么?财富是什么?

  “中关村科技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来文化的精髓,他们具有忧国、爱国、报国的优秀民族品德,同祖国共命运和血肉不可分的情怀。”彭树堂说,“正如当时京海集团王洪德所说,‘我们是从忧国忧民走向科技报国之路。我们从大院大所出来到中关村一条街上创业,不是为个人发财,而是为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改革成功了,我们庆功;改革失败了,我们则为铺路石。’甘愿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铺路石,这是中关村创业文化的基石。从民营科技奠基人陈春先‘我们科技人员也不是想赚钱,而是想多做实际贡献’,到中国激光照排技术之父王选的平常心语‘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

  彭树堂还指出,民营科技创业者这种爱国的情怀和回报社会的价值观是中关村创业文化的核心。这是中关村30年兴旺发达之所在,也是时下青年一代创业者最应汲取的。

  “中关村的创新精神,是‘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把爱国主义和科技创新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过去30年中关村创业者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他们在创业中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的源泉,这是今后仍然要继承和发扬的。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造就一批又一批创新型企业,就要培育中关村的创新文化。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时期,中关村都涌现过大批的社会精英,并且起了巨大的作用。”于维栋高度总结并评价了中关村精神,但是,2009年,中关村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他更看到,在创新创新文化方面,中关村企业还存在一定差距,“在今后几十年中,中关村能否出一批世界级的创新型企业?能否出一批掌握世界前沿高端技术的企业?能否出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技术品牌?能否出一批诺贝尔获得者呢?全国人民都在期待,中关村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也都在努力实践。我们现在应该说经济基础条件是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策条件也是有, 最缺乏的,还是观念形态跟不上,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还有待大力培育和提倡。我们现在还有许多浮躁和华而不实的东西,封建的、保守的、小农的观念,不时还在我们的头脑中作怪,不断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不清除这些东西,创新文化的建设,就会遇到重重阻力。这一方面,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

  于维栋的一连串诘问,让我们对中关村未来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支撑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越是经济的高速发展,越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做后盾。然而,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们焦虑地发现,中关村文化建设和创新工作任重道远。朱希铎说:“我总感觉,今天的中关村很浮躁,很热闹,投入很多,也很积极,但是中关村一点都不像当年那个时候,中关村历史、故事要素、特征那么鲜明、到位。”

  中关村历史所形成的特有的创业文化,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需要不断创新。这也是第一代创业聚集起来共同探讨“中关村创业文化”的初衷。时代集团公司董事长彭伟民说:“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至今企业仍存在的不到20家。未来中关村进一步的发展,年轻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影响会更大。”中关村精神已经凝结在他们的血液中,他们对中关村的爱,换化为对区域经济发展不懈的奋斗。“作为开领创业先河的第一代科技创业家、改革者群体更讲求懿行德品,厚德载物创造未来,这是当今时代、下一个30年,或更久远年代的后来者价值取向之必然。”彭树堂说。这个集群,会为中关村的发展建言献策,并始终不遗余力。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现在提出新的战略目标,从方向上来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企业支持和发展上讲就是“十百千工程”,这两点说起来都是产业化新方向、新规模。产业创新有3个必须的条件,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资本支撑,而目前中关村产业创新的3个条件都不具备。

  ——原四通集团总裁、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执行常务副会长朱希铎

  一次剖析面对一个新的方向

  中关村创业文化特点鲜明,问题也同样突出。彭树堂说:“当前中关村创业文化尚有一些难题亟待破解。如中关村地区企业林立,近2万家企业,做大做强的较少,与深圳、长三角一带地区相比,规模大的企业缺少;中关村智力密集人才济济潜力未得到充分发挥;一些潜质的科技成果不能迅速转化;当今青年创业者缺乏老一代创业者的无私奉献牺牲精神,较多趋功近利;中关村得天独厚的政策环境与预期效果有较大差距;高端创业创新人才一方面流失,一方面却在称人才缺乏,需要大力引进……”原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明瑜教授强调,在中关村创业创新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主体创造精神,坚持民营化、市场化,切忌政府部门的干预、掌握风险投资规律,充分发挥资本杠杆力量,不断扩大规模及其效益。

  当中关村走过产品创新、企业创新,迈向产业创新阶段时,说到创新,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体制、机制和文化方面的创新。

  朱希铎说,中关村30年发展到今天,如果说创新是一条主线的话,30年经历了3个台阶,现在正在跨越这3个台阶。第一个台阶也就是第一个10年,应该说是产品创新。那个时候,大家最得力、最成功的东西都是产品。四通那个时候就一个打字机,把中文打字机创造出来,卖出去,然后就创造了一部四通历史。所以,我觉得,产品创新就是那个时代创业的最主要特征,通过对产品附加的一点技术创新和技术支持、服务,营造了一大批企业;到上个世纪90年代,第二个阶段是企业创新。那个时候所有的企业都经历了创业阶段,进入成长期,开始研究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这个主题已经成为中关村所有企业共同的主题。那时候四通提“四化”、“二次创业”等口号,核心其实就是如何把一个企业做大。如果按照产品创新到企业创新这个台阶的跨越,今天的这个台阶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产业创新。今天谈产业创新,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成立,到去年挂牌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于中关村到底该如何发展,作为第一代创业者,我们一直在思考。如果将产业创新作为中关村未来发展创新的主线的话,那现在就要看产业创新的条件和瓶颈在哪儿。因为我觉得产业创新有3个必须的条件,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资本支撑。这3个支撑条件,如果按照现在产业创新的角度来说,中关村都有不足。

  朱希铎说:“中关村现在特别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是创业文化,一个是创新文化,包括中关村改革文化。这几个文化的内涵,今天的中关村如果要将产业创新作为目标,上三个台阶的话,创业文化,我认为是包袱,是局限。过分强调创业文化,对中关村产业上规模可能是一种局限。创新文化,如果把其解读为就是专利,我认为也是非常局限的。创新文化在产业化阶段,比如新兴文化组织,大型产业化中的组织模式、资本模式,整个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等,这些创新能力,比你有没有专利可能更加决定产业创新阶段能否形成规模。”

  “文化不是口号,文化就是人,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关村科技与经济发展不断强调“以人为本”,于维栋研究员的这番话无疑让我们对于创新文化发展也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基调。因此,中关村的创新文化,要从中关村一代又一代创业者身上去挖掘、整理、传播,并培育和发扬。科技与文化两条腿走路,协同创新,才是实现中关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陈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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