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金融家》
文/王永涛 黄东石
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一届政府宣布2009年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预计达到12.7%，远高于前任政府公布的6.7%。随后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相继调低希腊长期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以公务员为代表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使得全球关注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各国的债务问题。深陷债务危机中的“笨猪五国”(PIGS，为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四国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主权债务问题引起市场关注，继而引发人们对欧元区基本面的担忧。外汇市场一路看空欧元。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反映了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深化、自身产业结构的顺周期性以及国内高福利政策的不合理性，而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应急机制缺失，市场广泛质疑欧元区经济基本面并大幅做空欧元已超越这个GDP仅占欧元区2%的小国的解释能力。这一切所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欧元体系的基本矛盾：欧元的政治目标与经济基础的矛盾，欧元区非对称性政策搭配无法协调各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实际差异。
非对称性政策搭配
欧元区成立之时也是欧元区非对称性政策搭配的序幕拉开之时。
欧元的建立是以“欧元之父”罗伯特·蒙德尔经典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认为，一个最优货币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成员国工资具有弹性；劳动力能够在成员国之间进行自由流动；在货币区中建立一个联邦式的财政体制；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财政安排，一国的财政政策应当能够灵活运用，当面临不对称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时，该国可以利用财政赤字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财政自主权应由该国掌握。
显然，欧元区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力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没有实现在各国间的自由流动，并且由于政党势力及工会组织的存在，工资缺乏弹性。考虑到欧洲联盟财政预算仅占欧盟国民收入的1%左右，财政联邦体系在欧盟也并不存在。根据蒙代尔的理论，欧元区国家要应对外部冲击，只能通过财政自主权的掌控。
但是，即使财政政策已成为最后的稻草，它仍受到欧元统一规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限制。《马约》的具体要求主要体现在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两个方面，具体要求为：(1)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年度GDP的3%，如有超过则应保证该比例持续地、令人满意地向参考值靠拢，或者赤字比例的突破只是暂时的、偶然的；(2)累积债务不得超过年度GDP的60%，除非超过的债务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减少，向参考值靠拢。这一标准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为5%，通货膨胀率为2%的假设下，通过精密的计算得到。在这一标准下，欧盟成员国的未清偿债务满足“跨时预算约束”，不会因公私债务不断累积而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公约》则对成员国加入后违反《马约》的情形处罚进行了相关处罚规定。
由于“两约”中有太多的“例外”、“免责”条款以及欧盟财长会议中的大国决定权，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其严肃性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同时，“两约”中的标准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也受到质疑。
根据蒙代尔的有效市场分割与政策指派原理，只有正确地对此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进行指派且相互配合，才能获得最佳的政策效果。但是，对欧元区国家来说，欧洲中央银行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自己的首要政策目标，不会因外部冲击而改变这一原则。欧元区成员国既然已经丧失了货币政策主权，其所能使用的唯一的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又受到“两约”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政策搭配加上各国间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实际差异，使得成员国对外来冲击的吸收极不平衡。以希腊为代表的欧元区国家在应对冲击时，由于丧失了货币政策主权，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扩大赤字来应付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而这必然挑战“两约”的标准，直至酿成危机。
财政机会主义与公地的悲剧
作为欧元基石的《马约》关于3%财政赤字率上限和60%的债务率上限的规定是极为苛刻的，部分国家很难满足这一要求，但是考虑到本国的地区政治诉求以及加入欧元区的融资利好诱惑，一些国家开始钻欧盟财政账户会计标准的漏洞，通过与大型金融机构交易等各种方式来美化财务报表，从账面上达到《马约》的要求，进而获得加入欧元区的资格。希腊便是其中之一，通过与高盛进行交叉货币交换协议等方式，在账面上降低了债务水平，于2001年1月1日正式加入欧元区。
一个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以后，面对的金融市场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比加入前有很大拓展，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融资成本也更低。又因前文所述的非对称性政策搭配的存在以及“两约”执行过程中缺乏严肃性，成员国在应对财政支出扩大时只能并且倾向于从资本市场上举债。同时，由于在统一货币体系下，成员国若滥用财政政策，自身将会享受融资成本低的好处，而其出现偿付危机的时候，货币区内其他国家决不会置之不顾，必然出手相救，所以成员国就存在道德风险，放松对本国财政的约束，使预算赤字与政府负债进一步失控。如此，成员国财政赤字的扩大可以获得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民众支持率等收益，而若出现问题，则又可以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欧洲中央银行。成员国的这种扩大赤字倾向会导致欧元区内利率上升，进而使他国借款成本上升并挤出私人投资，博弈的结果是引发各国赤字大战。若欧洲中央银行放松银根以抑制利率上升，则又会带来通货膨胀风险，使得欧元对外贬值，影响欧元区的稳定，最终将动摇欧洲的政治经济地位。
加入欧元体系前的明确激励与加入后违约惩罚执行的不严肃，诱发加入国的财政机会主义行为：加入前动用各种财务技巧以使本国的财政状况符合规定；加入后扩大财政赤字，违约溢出效应影响欧元币值和欧元区的稳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公地的悲剧”，部分国家长期举债，在面对经济危机时更无他法，直至不能承受其重负，而整个欧元区则需为其埋单，短短数月欧元兑美元(1.3641,0.0054,0.40%)汇率跌幅高达10%。
福利资本主义的羁绊
欧洲大多数国家是高福利国家，与自由资本主义相比，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承担了更多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义务，但欧元的运行和发展却与欧元区的福利资本主义不相容。
欧元区各国高额的社会福利开支使得各国的财政经常存在超支的倾向。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一问题可能会被掩盖，而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这一问题就会凸显并且给国家财政带来支付危机。由于高福利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导致其失业率相对一般国家较高，高失业率带来的失业保障金等支出上升但同期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收入却在下降，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福利资本主义的建立与发展是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为前提条件的，而在欧元区，各成员国货币主权的丧失以及财政主权的受限对各国公共财政产生紧缩效应，使成员国不得不压缩财政赤字，削减福利开支，这给各国的高福利制度带来了很大压力。
更为严重的是，高福利制度带来道德危机。欧洲的自愿失业率非常高，很多人宁愿失业也不愿工作，这种生活态度以及因此养成的惰性，不仅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补贴负担，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
希腊也是一个高福利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双高”问题由来已久，只是因为希腊政府换届才被揭露出来。基于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压力，希腊政府多年来过量增加公共支出，过度提高工资和养老金等社会福利待遇水平，令财政不堪重负；同时，上述举措还造成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当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袭来时，作为希腊国民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和航运业因其顺周期性又受到冲击，早已捉襟见肘的希腊财政再也无法维持下去。
如果不改革现有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欧元区成员国不仅无法解决高失业问题，而且其财政平衡目标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为摆脱困境，不少成员国已经下决心对医疗保险、养老金、劳动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一系列改革。但是，当代福利国家的制度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机制，若采取过于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措施，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调整成本，甚至有可能导致欧元的失败。
欧元是欧盟的政治符号
实现欧洲的统一，是每个欧洲政治家的梦想。一个强大的欧洲可以抗衡美国政治经济势力的全球渗透，有利于世界多极化体系的发展，维护世界的安全与稳定，这是当前欧洲有识之士的共同观点。欧洲一体化进程从发起时就含有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只不过限于时局等主客观条件的考虑，“欧洲大厦”的设计者们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选择了“先经济，后政治”的发展道路，欧元的问世便是这一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标志。欧元的诞生标志着欧洲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又一次实现货币统一，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走到新的一步，使欧洲数代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又往前迈了一步。
然而政治理想的实现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文已经说明，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存在实际差异，不对称的政策搭配使得成员国缺少宏观经济调节机制，同时由于各国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化的沉重负担和巨大社会调节成本，使得欧元区各国在加入后经济发展一直乏力，吸收外部冲击极不平衡，一有风吹草动，市场对欧元区和欧元的信心便急剧下降。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针对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各方力量也展开了博弈。
德、法两国在危机爆发后以积极的姿态同欧盟各国进行磋商，但迟迟拿不出具体的应对之策，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危机解决机制的缺乏使得欧元区内部援助往往是富国补贴强国，富国的纳税人不允许自己的血汗钱被拿来补贴那些“懒惰者”，政治家要考虑国民的感情，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明确表示，她反对“在不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向希腊提供财务援助。 但德、法主导的货币一体化是一条单行道，考虑到对欧盟尚未加入欧元区国家的示范效应，德、法又要维持欧元信心，必须承担起带头大哥的责任。
有人建议成立类似于IMF的欧盟货币基金(EMF)，以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EMF 将建立一个超过欧元区财政赤字标准国家的惩罚机制，并且能够发行欧盟共同债券，另外也将设立相关机制运行欧元区成员国家违约或破产。但是，这意味着各成员国要让渡更多的主权，在现有政治经济形势下，这一建议很难获得各国的一致意见。
IMF希望参与处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但欧盟婉拒了其“好意”，表示欧洲自己的问题要自己解决。IMF的插手无疑是对欧元区国家实力的巨大侮辱，并且由于IMF援助通常会带有一系列政策要求，会使得其背后的美国势力渗透进来，这也绝对不是欧盟所希望看到的。
很早就有人提出在欧盟建立财政联邦体系，以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对称化。财政政策的统一意味着在欧盟建立了超越各成员国的欧盟联邦政府，实质上达到了政治一体化。这虽然是欧洲政治家一直的理想，但时机远未成熟。目前来看，欧盟中央财政的强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但这将考验欧洲政治家的智慧。未来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走向对称化是必然的趋势。统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再到政治一体化，应该是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元区危机的发生，反映出欧元体系的深层弊病，各种应对方案的出台也非一蹴而就，但这也未尝不是欧盟和欧元的一个机会。如果欧元区能通过这次危机的处理寻找到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那必然会推动欧洲一体化走得更深、更远。
博弈正在进行……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为本文作学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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