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高压力大 一线城市中产还在“伪幸福”吗

　　谁在"伪装"幸福

　　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最早提出“幸福指数”概念的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目前，西方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幸福指数概念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八成受访者幸福感达标但存有“伪现象”

　　据称，家庭幸福指数的总体平均值旨在反映中国中产家庭生活幸福感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趋势。经过此次涉及数万人的大调查，有近35%的人为自己的家庭幸福打了“70-80分”，表明自己正享受着中等水平的家庭幸福；有近25%的人打了“80-90分”，表明他们有着明显的家庭幸福感；选择“非常幸福”，为自己的家庭幸福打了“90-100分”的受访者也占到总数量的10%。在本次调查中，中国中产家庭的总体幸福感还是比较高的，幸福感合格的受访者超过80%。

　　随着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的不断完善，中国家庭的生活幸福指数也在逐年提高。通过调查发现，中产阶级的幸福感提升速度和程度较之其他阶层更快也更为明显，但却存在着“伪幸福”现象，在看似幸福的背后其实蕴藏着一定的“幸福危机”。中国中产家庭在住房改善、子女教育、财富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的困惑和不足。

　　核心调查结果

　　1 .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幸福

　　首先是经济压力相对较小，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尤其是困扰广大市民的住房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其次是交通状况相对良好、教育成本也相对低，居民可用于支配在家庭生活的时间、金钱更多；再次，二、三线城市拥有比一线城市更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更有助于压力的释放、心情的愉悦。

　　通过比较10个具有典型代表性地区的调查数据得出全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平均数，而在开展调查的10个地区中，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家庭幸福平均指数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家庭幸福平均指数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广东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调查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四个地区，家庭幸福指数均在合格线以下，其中深圳和北京两地的家庭幸福指数更是位居本次调查一个地区的倒数两位。住房压力大、工作压力大、交通状况不佳、缺少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广东、山东的家庭幸福指数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多数受访者的幸福观是：健康平安、和谐和睦、吃穿不愁、安居乐业。这种幸福观比较简单直白，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安逸生活，对当前生活状况基本满意的态度。较好的经济收入、良好的家庭成员关系、稳定的社会环境，也使得这两个地区的中产家庭对幸福生活的感受较为强烈。

　　2 .家庭年收入11万- 20万中高收入群最幸福

　　本次调查发现，家庭年收入在11万到20万的人群幸福感最强。调查发现，只有在非常贫穷时，收入才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影响，而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出现主观幸福感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在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这一段，幸福感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的，而到了高收入这个阶层，幸福感开始下降，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普遍不如中高收入人群高。而高收入群体的不幸福最重要的原因是“实际拥有的物质生活与期望相差甚远”，其次是“工作不愉快”，另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分别是“住房条件不能满足需求”和“自己或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差”。

　　3 .结婚3-10年家庭幸福呈“U”形变化

　　调查发现，婚龄的长短对家庭幸福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婚龄在1-3年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婚龄在10年以上的人群幸福感程度居第二位，而结婚3-10年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低，甚至低于未婚人群。婚姻质量方面的问题，既与社会转型期的骚动而引起的婚姻价值观的失衡有关，也与传统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婚姻的不合理期待有关。目前只有3%中国夫妇的夫妻关系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和完美型的。

　　4 .三十出头时的家庭幸福感最强烈

　　本次调查覆盖20-40岁以上的人群，在所有年龄分布中，30-34岁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35岁以上人群次之，40岁左右的人群幸福感最差。因为30-34岁的人群，多数处于新婚的甜蜜阶段，或者忙于构筑爱巢、生育子女，这个年龄段更多的人正处于事业、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的上升阶段，生活水平也比刚组建家庭时有了更多的改善，家庭成员间的相处也更加融洽，幸福感随之提升。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了40岁，人们的幸福感急剧下降。各项研究表明，这种反差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于家庭生活的期望值开始逐渐上升，对家庭幸福的标准也随之提升。

　　5 .家庭幸福感和学历成正比

　　本次调查中涉及的人群一半以上是大学学历，该人群的家庭幸福感程度也最强，二者成正比提升的关系。从我国社会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由于个体对未来的信心、人生的目标有所提高，并且对自身存在的价值有了积极的评价，也就更加促使个体提升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动力，个人对家庭幸福的贡献值也会增加，因而也就越可能较多地体验到家庭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