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中国经济形势与2012年政策选择

　　2012年1月7日，第五届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年会在北京举行，本次年会以“全球流动性泛滥背景下的政策选择与境外投资策略”为主题，搜狐理财频道作为本次年会的协办媒体对年会进行现场直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先生做了主题为：《中国经济形势与2012年政策选择》的主题演讲，全文实录如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刘世锦：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我们每年都在讨论宏观经济形势，但是每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爬山，有时候是在山脚下，有时候着在往上爬，有时候已经到了山顶上。到了山顶上以后，风光相当的奇妙，但是你会感到非常的迷茫，不知道下一步是朝更高的山头上走，还是要开始下坡了，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

　　我们今年讨论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就处于这么一个状态。12月份的数据出来以后，特别像经理人采购指数出来以后稍微有所回升，但是整个经济下行的压力应该说还是相当大。这样的话，基本的数据情况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我是想提一个问题，当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如何看待经济下行的性质。仅仅是在宏观经济形势背景下短期的回调还是增长潜力的下降？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解释，我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我这个观点最近在一些场合讲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今天还是再稍微说一下。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年10%的早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这个问题我们在思考，今天在座很多国际的朋友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最近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我们研究了二战以来一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德国，我国的台湾这样一些经济体，他们在二战之后都经历了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万国际元，这个不是现价的美元，而是一种购买力平价的指标，是以麦迪森1990年的国际元作为基础计算的一个计量单位。单位1.1万国际元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规律，几乎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我称其为自然回落。高增长的潜力已经用尽了，这个时候该回落了，我们称其为自然回落。回落的幅度一般在30%-40%，增长阶段有一个转折，由高速增长转入了中速增长，这是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情况基本上发生在70年代初期，和石油危机的冲击是不谋而合。韩国是发生在90年代的中后期，紧接着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德国发生在60年代后期。这是国际经验。

　　我们分析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套国际经验，最近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人讲说中国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中国的13亿人口，我们沿海一个省比刚才讲的那几个国家任何一个人口都要多。这个因素其实我们在分析的时候也都考虑到了。我们经过计算以后发现，中国在2010年，按照刚才那个国际元计算的话已经接近8千国际元了。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两三年就达到1.1万国际元的水平。所以我们预计我国的经济潜在增长力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往前两年、往后两年，大概有四年的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一段时间的可能性都是比较大的。在这一段时间的任何一年出现这么一个事件，应该说都是比较正常的含义。

　　我国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将会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我们在分析中间采取的方法，我稍微简单的说一下。对于全国进行了计算，另外就是对中国，因为我们大陆的31个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大。我们把它分成六组，比如像北京、上海就和香港或者新加坡这种城市型的经济体进行比较，沿海几个大省我们和日本、韩国进行比较等等。另外我们计算了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包括用电量、汽车保有量、钢铁累积产量，还有当年的汽车产量和钢铁产量等等这些重要的指标。这个计算过程或者分析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一系列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果是相当一致的，大体上在我刚才讲的时间窗口，就是2015年左右，这个增长速度都会有这么一个下台阶的过程。

　　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做了这个分析以后，仅仅还是理论上的推测。有没有现实的根据呢？应该说2011年已经是去年了，我们感觉到有几个迹象很值得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间的比重持续下降，2009年的时候，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是超过30%，2010年逐步开始下降，2011年已经降到了22%左右。这个情况应该说过去基本上没有太出现过，基础设施投资总的增长趋势是下行的，低于过去5年平均的水平。东南沿海几个经济大省市，包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一共是6个省市，他们加起来以后，GDP超过了中国的一半，去年的增长速度是在全国排在后几位，这是工业增加值的，基本上能够反映GDP增速的变化。投资也是如此，特别像上海大家可以看到，倒数第一的上海投资增长出现了负数，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过的。我们讲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下一个台阶或者说增长阶段要出现这样的转换，应该首先是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因为他们经济先上去，所以如果要下的话，他们应该先下来，这是符合规律的。最近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的风险问题。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大家对于地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潜力，将来有没有一个可预期的，令人满意的回报，大家实际上已经感到怀疑了，对于这个潜力的有限性实际上已经有一定的估计了。

　　所以根据以上几个迹象，我个人有一个判断，就我们刚才讲的几个增长阶段的变化，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刚才我讲到，我们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应该是有一个过程。我们目前的增长速度，2011年大概估计是9.2%左右，还是相当高的速度。但是我们一看这个结构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我和有些同志也有交流，有些同志感觉到这个估计可能过于悲观了，他们认为中国还会保持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有些同志讲说中国经济目前只是一个小的回调，今后10年、20年还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也有这种观点。我觉得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如何来看待？如果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我们就要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呢？现在国际上有些人就是所谓看衰中国，我觉得我们这个判断和所谓看衰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讲这个经济增长的规律。

　　如何看待？有这么几条，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从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发展规律来讲，刚才我已经讲到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和刚才讲的那几个国家的增长轨迹比较接近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能在人均1.1员国际元水平上自然的回落，这是我们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的成功标志。这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同志讲，包括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讲我今年的增长速度下来了，是我主动调控的结果。潜台词说如果我想让它上去的话，主动一调控就上去了，如果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可能就不太正确了，甚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可以用一些强行的办法，比如一两年搞上去，但是也会下来的，下来的代价很沉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转换期也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有一个设想，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可能的速度分布就是，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包括2012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率应该说还是有可能的。但是两三年以后，大概也就是在“十二五”后期，或者“十三五”开始的时候会降到6%和7%。在这个水平上会找到一个均衡点，然后再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比如说10年我们还要研究大家能保持多长时间，我们希望能够保持10年或者是15年的时间。我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6%和7%的速度，可能和9%或者是10%比较的话可能低了一点，但是在国际上来讲，有7%的增长速度是相当高的。当然我用一个概念叫做中速增长，只是和我们过去高速增长相比较，用这个概念。如果我们10年、20年避开这种陷阱，成功跨入高收入社会，就是工业化搞了这么多年，二战以后这些上亿人口的大国，能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成为高收入国家很少。我们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的话，应该说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对于全世界来讲，应该说那是中国将要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

　　即使增长速度降到6%和7%，有些同志可能一听感觉到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悲观。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我们现在又占到山头上，感到一些迷茫和不确定性，到底走向何方？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拉开距离，稍微看得远一点，要看增长阶段。用一个比较大的尺度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在和将来。我们再往回收一下，看看2012年，中央已经确定了基本的方针，四个字就是稳中求进，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背景之下要稳中求进，我们首先要稳增长，稳中求进，首先就是要稳增长，稳增长就要防止两种可能性，是因为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上上下下，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决策者，还继续保持过去的增长预期和思维定式。他们会想过去30年都是高增长，都是9%或者是10%，在我手里这个速度下来了不合适，要把它搞上去。刚才我讲到，也可能会搞上去，因为有一些手段是可以利用的，但是后果很严重。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教训，比如日本过去60年的增长，有些年份是10%的高增长，70年代到80年代速度逐步回落了，基本上是一个中速增长，到了3%和4%，是4%左右。90年代和新世纪的10年、20年的时间，就降到了大概1%左右，甚至是0%，是这样一个速度过程。60年的时间经历了三个平台，下了2个台阶，80年代以后，搞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老想把经济再拉上去，恢复往日的辉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严重的资产泡沫，以及所谓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这样一个教训我们是要汲取的。

　　在经济增长的转换期，原有的动力逐步在减退，需要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增长阶段的转换背后的含义是相当深的，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同时最重要的是增长动力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脆弱性是在增长的，脆弱性是什么含义？你稍微碰一下，就可能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国内国际有一些不稳定或者是不确定性的因素，如果过来了，把这个经济再碰一下，很可能在短期之内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滑，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所谓稳增长，一方面，你想回到过去10%左右，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那个区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防止短期之内突然下滑得过快，这实际上给出一个区间。所以稳增长，就是在这样一个区间里面你能不能稳得住，这个实际上难度还是相当大的。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两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是很高的，那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情况出现以后，这个增长可能就不稳。

　　从今年来讲，稳增长还要着力应对两种不确定性，今年这两种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外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来自于欧债危机的冲击，今天参会很多的朋友都是专家，你们可能更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说说个人的看法，欧元区的欧债危机到底前景怎么样，确实存在着变数，特别是到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都会有比较大的变数。除了经济决策之外，政治家们的决策也相当重要。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对于欧元区的经济增长，我们从来也没有过于乐观。在正常情况下，欧元区的正常经济增长能做到1%和2%就已经相当高了。所以现在出现一个负增长到正增长，实际上变化幅度并不是很大。

　　从美国和欧洲这次金融危机演变来讲有内在的逻辑，我认为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私人债务的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承担了一部分的责任，转变了公共债务的问题，也就是政府债务的危机。现在看来，无论是美国也好，还是欧洲的欧元区也好，最后实际上还是要靠货币化来推后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只是把危机推后了。但是我们看到公共机构的债务危机和私人机构的债务危机比较起来的话，是更容易被货币化，我想欧洲的问题也不至于太严重。

　　我们下一步需要对付的可能不是短期内的剧痛，而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长痛，这个对于中国经济，对于我们的出口是要进行判断的，就是可能需要降低预期。内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家都比较了解，主要是处在焦灼、敏感的阶段，政府在房地产上的宏观调控措施态度是坚决的，就是坚持调控不放松。因为再往上，这个市场的风险会更大，这一点我想大家是形成共识的。但是如果短期之内下得过快就会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银行的地方财政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我们一些地方的财政一半以上的收入是和土地有关的，要么是卖地的收入，要么就是房地产税收的收入。如果短期之内价格下得过快，冲击的面也还是比较宽的，但是银行的地方财政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再一点就是房地产投资增长也可能过快下降，因为投资是跟着房地产，是新开工面积和销售的情况做出一定的反映。而房地产投资在我们整个投资中间，这些年占的比重大概是20%。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上去肯定不行了，短期之内下得过快也有影响。目前应该是挤压泡沫和防控风险当中找到平衡。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应该说在一线大城市，某些地段这个问题是比较突出的。从全国来讲，房地产市场硬着陆的可能性应该说不大，我们毕竟还有相当大的刚性需求，政府手里面的调控手段还是相当大的。我个人持有一种看法，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目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框架之内，房价总体上来讲有一些小的微调，但是基本上是稳定的，能够持续两三年的时间。人们的收入水平都提高了，房价水平相对就降低了。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拿时间换空间，我用一个词叫做稳中求降。基础设施投资2011年回调的幅度比较大，2012年我们估计随着电力、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这样使基础设施投资总的来讲会有所回落。

　　制造业的投资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制造业的投资中间一部分是和出口相关的，我们大概做过一个测算，如果中国的出口下降四五个百分点以后，大概几个月以后，会使制造业下降。房地产基础设施这些增长如果回落以后，都对制造业起到一定影响。房地产的投资刚才我讲到，现在还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就是市场的反映，当我们的政策给定以后，市场做出什么样的反映是不确定的，因为市场从来是不确定的。市场是在解决不确定性，但是我们估计，可能会降到15%左右，有些是17%。在我们目前的投资结构中间，基础设施总的投资总额中间基础设施占大概30%，制造业也是占30%左右，房地产占25%左右，这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现在投资增长的85%，今年总的趋势是降低的，基础设施方面情况会有所好转。

　　对于2012年经济增长的估计，进出口增速将由今年的20%左右降到10%或者略高一点，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会由2.3%降到1.8%左右，国外的朋友可能比较关心，中国现在外汇储备比较多，占GDP的比重在发生变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会由2011年的24%左右降到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会有所上升，由2011年的12%上升到10%。总需求将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估计今年经济增长规模将会回落到8.9%左右，最近我看到很多机构都在预测。但是我需要讲到，明年我刚才讲的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增长速度来讲，确实也存在不确定性。我们运用模型进行预测，目前这个回调可能到今年二季度是稳定，但是二季度以后，如果有一个反弹的话，到底幅度有多大看不懂。我觉得这是今年经济增长可能一个相当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二季度以后如果要回调的话，我们观察一下经济形势，这个时间的节点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些。

　　刚才讲到短期的问题，如果从中长期来讲，现在正面临着政府阶段的转换。我想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首先是我们要防控风险，比过去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注重风险的问题。包括高速增长期隐含的风险，我们过去经常讲中国经济是不平衡的、不稳定的，是不可持续的，这个话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过去还是保持高速增长？当然可持续。但是这个问题是假的吗？其实问题都是真的。但是我们有一点，我们有那么多问题，包括和这些问题相关的风险，如果说我们的增长速度足够高，实际上是可以吸收风险的，把很多风险可以后推，这是高增长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世纪初期，当时银行系统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剥离了那么多的不良资产，这个不良资产剥离出来以后如何消化？如果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话能够消化吗？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当高速增长这个条件不存在的时候，是不能消化的。增长速度如果遇到内部和外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碰一下，短期之内出现比较大的下滑，这个时候也会引出相当多的新的风险。

　　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企业的盈利水平，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中国的经济速度能不能低一点，我们企业的效益能不能好一点？这个话对不对呢？我想我们的增长模式转变以后，企业盈利模式转变以后也许是对的。但是在目前的企业盈利模式之下相反，速度越高，效益越好。你去看看我们企业的盈利水平，增长速度到了10%以上以后，这些企业盈利水平有大幅度的上升。这个实际上经济学上很好解释，因为速度高了以后，意味着经济的规模扩展得更快。包括我们现在讲税收增长，GDP增长10%，税收增长30%，是因为我们经济增长中间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重是比较高的，增长得更快了，这一块是税收的主要来源，所以才出现了税收比GDP增长更快的情况。但是如果说速度下来了，比如说短期之内由9%、10%降到8%以下，达到7%，一个是企业的盈利状况会大大变差，大概相当多的企业是维持在亏损或者亏损边缘。国家财政税收也会更大幅度的下滑，所以短期之内，经济如果增长速度下滑过快的话，企业的盈利水平、财政收入方面都会带来一些变化，何况我们过去还有其他的问题，老问题和新问题可能会同时爆发。高速增长后期投资加大引起的失误，我们过去经济高增长能够实现所谓的就是后发优势，他们有技术，有管理方法，有其他方面的条件我们可以学，某种意义上是走别人走过的路，不确定性虽然有，但是相对比较小。到了高增长的后期，其实你并不清楚边缘在什么地方，投资的规模很可能就会扩大。现在有些地方基础设施规模相当大，听起来有很多的道理，但是资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收？因为已经搞了很多了。到了高增长的后期，我们投资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注重防控风险。

　　总的来讲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我们需要提前考虑一个问题。假定10个融资平台，9个还可以，风险是可控的，1个没有办法还本付息了怎么办？用什么办法进行处置？这个可能都需要有前瞻性。如果等到问题出来以后再去应对成本也会比较高，房地产价格大幅度波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增长放缓以后，部分行业产能出现过剩，而大面积亏损的风险。最近一段时间钢铁行业的情况已经出现微利阶段，如果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或者时间加长了，不仅仅是钢铁行业，其他行业这几年除了产能的规模扩张比较快，可能都会遇到问题。已经露出苗头的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国际经济再次下滑对我国经济冲击的风险，9月份以后大幅度回落超预期。最近稍微有所缓解，但是今年的情况到底会怎么变化，这个我们需要关注。

　　增长阶段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增长阶段的变化是一个表面现象，背后经济结构要发生变化，增长动力要发生变化，我们需要培养新的增长动力。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说了，我觉得所谓转换动力，我们概括地来讲，就是由低成本要素为主驱动转向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大的风险因素，一个就是资产泡沫，还有就是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的垄断，这两个因素对于向创新驱动转型有影响。资产泡沫这个道理大家清楚，就是大家都追那个泡沫，没有人认真的搞实业和创新。大企业的垄断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垄断了以后，中小企业进不去，很难有把创新的能量会的机会，另外垄断会造成价格比较高，从而增大企业生产的成本。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不仅村而且相当突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而且要着手解决。

　　现在可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注意到有些企业，特别是东南沿海的一些企业，包括中国制造业最具有竞争力的，像江浙一带，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不搞实业了，去炒房地产，这个情况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中国长期的产业竞争力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仅仅是企业的责任吗？企业是驱利的。其实我们看到，所谓现在产生资产泡沫的这些领域，最突出的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一些金融领域，都是高回报。房地产回报率是比较高的，有些地方之所以民间借贷形成高利贷，可以出很高的利率，实际上是搞周转，背后都是以房地产的高回报率作为支撑的。金融系统整个回报率比实业系统还要高出很多，这个方面最近也有不少研究。我们体制上可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吸引资金资源进入这些领域，来吹泡沫的动力也要进行校正。你不能让这些行业有这么高的回报率，否则的话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情。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房地产领域我们当然有坚决的态度，就是所谓坚持调控不放松。像金融领域，可能就需要放宽准入，要引入竞争，这个企业到底经营得好不好，不是不可以挣钱，你挣的钱是靠自己的努力，靠竞争力的提升，而不是靠某种手段，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重点是要解决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垄断型大企业和小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这个方面从国际经验来讲，今天在场的嘉宾有德国来的，我个人感觉到，德国的经验我们值得借鉴，德国战后房子价格涨幅不大，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面，年均房价上涨的幅度大概是2%左右。德国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来搞制造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像西门子、宝马、奔驰这些有名的大企业之外，更多的是在细分行业中间，那些企业是所谓的隐形冠军，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市场占有率很高，而且都是百年老店，多少年以后利润相当稳定，原因就是它自己有制造业的优势。德国持续不断的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发展制造业上，到目前为止，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还是德国。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转型的关键阶段，怎么应对刚才讲的这两个大的威胁，如果国际上一定要找一个案例的话，我想德国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吸取。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改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化改革，特别在相关的领域和关键的环节取得实效。我们在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阶段就可以有前瞻性，能够把握先机，能够再次跨入这样一个发展期。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