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骗局
陷落金融圈套的中国中产
这无疑是个圈套。
设套的一方是香港“信誉极好”的金融机构，有着光环缠身的魅力总裁，耀眼辉煌的业绩，以及可以撼动心灵的财富故事。
入套的一方，是有着高学历、丰富社会背景、良好家庭和稳定收入的内地
“伦敦金”这个1:100杠杆的高风险理财产品，在天花乱坠的宣传中，变为中产阶层“继续致富”的新工具。
它却让李明伟亏得血本无归，妻儿远赴新加坡打工避难；让金融业内人士伍显宁大败于电脑前，从此开始漫长的赴港维权路；让从不理财的画家何敏第一次尝到了金融骗局的味道，也刺破了更多深陷其中中产的财富泡沫。
早在几年前，香港就将“伦敦金”视为行骗手段，并在警务网站上予以公示。在丝毫没有法律防御的内地，这种产品肆虐般地死灰复燃。
香港警务处相关负责人向新金融记者表示：“1997年，香港经济形势乐观，‘伦敦金’诈骗案开始出现，并在1999年进入顶峰。这一年，因‘伦敦金’骗案损失总金额达一亿五千九百万元港币。2000年时，警方曾大举打击本地伦敦金骗案，这类案件下降到70%。但是近期，仍有新移民和内地投资者受骗的报道。”
这种地下炒金案的频发，让这些对财富蓄势待发的中产投资者蒙受巨亏。12月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炒金案，涉案金额高达771亿元。此前半个月内，浙江杭州上城区法院也判决了“世纪黄金”非法黄金交易案，涉案合同金额也接近600亿元。
而所有这一切骗局，都暴露出内地中产的投资性格缺陷——对香港以及其他境外金融机构近乎天真的迷信，以及不顾风险地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
同时，在这场金融领域的争斗中，中产已经被推进前哨战，他们寄希望于维权来止损，而最后的输赢，也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法律在金融领域的进程，或前进，或停滞。
引子
香港“亚洲金”拒绝接受采访，认为骗局是一部分人口中的闹剧。电话里，他们指责李明伟们有些“无理取闹”。
以李明伟的实力，显然是抵抗不过这个金融帝国。于是4个月前，他把妻子和儿子送上去往新加坡的飞机，自己留在天津，独自面对这一切。
他的妻子，2009年夏天像中了魔一样地甘心进入这个圈套。被骗后，他一直都在埋怨，在妻子走后4个月中，他们居然都很少联系。
2010年12月2日，他在内地互联网上的最后一个阵地，那个为揭露“伦敦金”骗局而开的博客，挂了。
重新开一个博客，反正他手里的“证据”很全，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维权手段，也是唯一的机会。
他与其他两位受害者，他们在博客上相识，却未曾谋面——一个做金融行业的虔诚基督教徒、一个画家，他们组成了可靠却弱势的联盟，向骗取他们财产的香港金融机构发起挑战。
可惜的是，一旦进入这个圈套，想拿回他们失去的钱，止损，看起来遥遥无期。
李明伟
2009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李伟明突然发现操作买卖的软件停止了数据传输。15分钟后，软件恢复了正常，但他的账户已经亏损三千多美元。
一万美元，人间蒸发。李明伟终究还是失败了。
这个天津某大学的化工系副教授，现在无可奈何地坐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头发凌乱，衣着朴素。即便是亏了这么多钱，他依然相信“人大多是好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实在的淳朴，那是长期在单纯、封闭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人所特有的。
在这之前，实验室、课堂和家是他的全部。他有妻子，一个儿子，住在学校分配的70平方米宿舍里，一个月四千元工资。
几年前，李明伟曾投身于股市，他那种稳当、谨慎的性格，像操作一场化学实验般小心摸索，投入多少，又拿回多少，一直平稳，鲜有盈余。
那是他为数不多地进入金融领域。理财的经验告诉他，钱若是不存起来，风险太大。
他的妻子石静，在生活中补充了他性格安稳的一面。她也曾经是教师，没什么头衔，有了孩子后，就一直希望生活质量能走向快轨。
石静似乎等不及丈夫李明伟在错综复杂的教师体制内慢慢爬升到正教授。她也不满自己月入两千元的收入。况且，虽然儿子当时在一家子弟小学读书——这家学校不会收取令人咋舌的学费。但她仍然坚信，通过某种改变，相对普通的生活将出现新的转机。
2008年初，石静辞职了。随后进入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样的改变，让她的工资一下飙升至每月七千元。
一切看起来是向好的，但偏偏这跳槽的年景赶错了。2008年底，公司的资金在风雨摇曳的离职传闻中断档。当她彻底与这份高薪工作脱离关系时，才意识到，电视里每天播报的金融危机，真的压到她头上来了。
改变再次发生，生活从快轨上瞬间脱离。那时，李明伟还不怎么担心，他让妻子把心收好，在家呆上一段日子。他相信，凭借妻子的能力，待金融危机过后，找一份收入有保障的工作，不成问题。
他还是期望稳当，不奢望有多么惊天动地的变化。在妻子失业的那段日子里，李明伟忙于各种实验项目中，他想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有时候，他也能从企业的实验项目中赚取额外的收入。
但妻子终究按捺不住没有工作的生活。她不断地在网上寻找新的机会，在2009年7月，天福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天福金）——这家最终使她一家深陷窘境的香港金融机构进入了她的视野。
招聘宣传中，天福金是香港“中国金(资本)有限公司”（“中国金（资本）”）、“亚洲金汇集团有限公司”（“亚洲金”）等的代理，主要从事现货“伦敦金”的买卖。当时，这家公司正在招聘总经理助理和操盘手。
地下现货黄金交易在内地本身被视为非法，但天福金是一家代理公司。让李明伟和妻子不再担心的是，宣传资料上声称，中国金(资本)是香港金银贸易场行员，编号140号。
金银贸易场，行员，还有编号。李明伟妻子明白其中的含义，这是她懂得的为数不多的金融知识。尽管后来“中国金资本有限公司”发表声明，宣称天福金盗用其名号，但在当时看来，这种嫁接于香港、伦敦的国际金融字眼，还是让李明伟的妻子产生了一厢情愿的信任。
应聘，随即毫无理财经验的她被录用为“客户经理”。
就像一只单纯的绵羊突然闯进了香港的金融丛林，李明伟后来想，妻子这样贸然地进入，看上去偶然，却有着早已埋下的原因——长期的舆论导致香港的金融体系和秩序，在他们眼中近乎完美。他们太相信金融公司名称里的“香港”二字，并且，那家公司的宣传和网站上照片的明星效应，几乎不给他们产生任何疑虑的空间。
一下子，李明伟的妻子从文化人转型到金融人。她开始夜以继日地参与到一场热血沸腾的金融骗局里。
在前期的培训课堂上，她被灌输金钱万能的信条，简单讲解如何看K线图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某位客户经理月入20万”的振奋消息。那些口号式的空喊、振臂高呼，让她已经深陷进“很快就能更加富有的”理想主义单一思维中。以至于她根本没注意到，身边的骨干人员都来自外地，而那些一起参与培训的十几个人中，除了几位自称海归的待业人员外，还有不少学生和应届毕业生。
甚至，当她了解到“伦敦金”的杠杆是1:100交易时，已经无暇理智地评估其高昂的风险。她热情洋溢地告诉丈夫李明伟，财富要来了。
2009年7月25日，迎接财富的日子。中国金(资本)、亚洲金的创办人林义钧来到培训现场，做最后的宣传。那天中午，石静给李明伟打电话，要求他马上取钱开户。出于谨慎，李明伟在电话中答复她，“晚上回家再想想。”
但妻子好像中了魔，执拗地相信“财富如此接近”，她以被洗脑般的状态要求丈夫立刻筹钱，并在电话中大吵：“为什么我当时赚的钱现在你不给我？”
无奈，李明伟争执不过妻子，只好将银行中的五万元存款取出，又向自己的哥哥借了两万元交给她。终于，祸从此生。
在签订协议的合同上，李明伟的教师职业、工作单位、住址，乃至儿子的学校名称都很完备。有了副教授的职称做保障，石静顺利地成为“天福金”的一员。她名片上的职位是市场副总监。但李明伟说：“这都是虚的。”
这种“虚”，也带有强烈的虚荣意识。教师的职业证明了他们的社会身份——至少属于中产，在香港，教师是非常受尊敬的行业之一。
李明伟的七万元人民币，被公司转账成一万美元进行交易。开始的时候，妻子石静和一个在培训中认识的朋友一同操作，属于合伙关系。天福金对“客户经理”们规定，如果一个月发展不到一个客户，就转为“离职”或“兼职”。每手买卖公司将从客户资金中扣得约800元佣金，如果该客户每月买卖不超过13手，“客户经理”将拿不到800元底薪，超过13手后每手买卖“客户经理”可以获得约130元佣金。
那时正值暑期，李明伟忙于假期中的科研报告，无暇顾及妻子的操盘。很快，妻子与合伙人毫无经验的操作顷刻赔进去两千美元。
赔钱了，李明伟无法坐视不管，他拿出自己之前炒股积累的经验，加上谨慎细心的分析，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居然赚回来一万多美元。这让妻子喜出望外。然而，当他们被蒙在骗局的鼓里欢欣鼓舞时，一切正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改变。
2009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9点左右。李明伟突然发现操作买卖的软件停止了数据传输。15分钟后，软件恢复了正常，但李明伟惊愕地发现，账户已经亏损了三千多美元。
这种情况在后来的日子里时常发生。每到晚上9点美国当地开盘时间，金价波动非常大，而偏偏软件就在这个时段运行不正常，“当时就爆仓了”。
即便现在说起来，李明伟仍感觉到“很刺激”：“当时的国际金价将近1000美元，那就非常厉害了，你不断地交易，像赌博一样，总是想赢回来，最后彻底赔光了。”那几个月里，李明伟彻夜不眠。他没日没夜地盯着大盘走势，却在无休止的软件错误中重复着赔本的买卖。
这时他才意识到，一切“错误”可能都是人为操纵的。他明白了这一点，随即展开了“一个人的人肉搜索”，并开通博客，走上一条漫长的网络维权路。然而，路途艰难。
伍显宁
“我和庄家对赌，你说他们能让我赢吗？”伍显宁问。
善良而执著——这是伍显宁对李明伟的评价。对比李明伟，他显然是金融业里的行家。他是从业者，有11年期货买卖的经验，先前也在香港的一家正规投资集团做分析师。而今，却栽倒在另一家香港公司的脚下。
在成都，之前的香港公司每月付给他三千元人民币，于当地收入来看，这只能算中等偏下。但伍显宁还可以从证券或期货市场上再捞一些钱，他的妻子同样是教师，生活还算富足。
在犹豫了一阵后，四十岁的伍显宁决定，赌上剩下的身家财产，告倒那家同样欺骗了李明伟的香港公司。结果可能是，他将赔进去几年来所有的收入。
唯一一点不能有悖原则的是，伍显宁和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要拿回自己的权益——“但我不恨他们，他们给了我人生经验。”伍显宁说得很坚定。
这几乎是他觉得最为冒险的一次了。之前的几年，他一直得意于自己精湛的市场分析，那些跌宕起伏的行情，在伍显宁眼中只是用来赚钱的数字。
他也欢心于自己从前的工作。香港人做事给他一种诚实、稳妥的感觉。尽管2008年金融危机中，公司的效益直线下降，他也不得不选择离开，但“再找一家香港金融公司”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归属。
直到王军找到他，向他推荐所谓的“伦敦金”理财产品，他一听是香港的公司，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军是伍显宁在之前公司的同事，分属市场部。这次他找到伍显宁，或许是看中了他卓越的市场分析力。他向伍详细介绍了“伦敦金”的收益和风险，并告知了1：100交易的高风险杠杆。
金融行业的戒律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伍显宁联系了香港的公司，亲自去现场进行了考察。
那天，当他走进位于香港湾仔新银集团中心写字楼的“中国金”办公室时，里面接待人员的殷勤与热情，这在伍显宁看来绝对是一种压力。“你甚至难以拒绝他们。”
这瞬间让伍显宁的疑虑烟消云散，加上他对香港金融业的一贯好感，一切给了他巨大的信心与信任感。
回到成都，他便参与到“伦敦金”的买卖。那时，他妻子的朋友何敏（化名）手上正好有一笔闲置资金，就委托给伍显宁操作，共计66万元。
因为是基督教徒，又是朋友关系，伍家对何敏的这份信任看得很重。他小心翼翼地操作这笔钱，做短线，设定止损，提高盈利点。伍显宁丰富的经验几乎让他在这高风险的游戏里所向披靡。
但在他现在的形容里，“伦敦金”是那种你只要一粘上，则如跗骨之疽无法摆脱，最后变得倾家荡产的金融鸦片。
2008年年终，他开始以委托人的身份用何敏的钱入市。和李明伟一样，伍显宁同样经历了一个有钱赚的蜜月期。
起初，他很小心。小规模地买卖，每天稳定地交易三次赚取佣金。那时的市场相对平稳，而他的妻子嘱托他，毕竟是朋友委托的钱，不赚可以，别赔。
这样稳定的操作了一段时间后，伍显宁在等待一个机会，当令他兴奋的行情出现时，他知道，要大赚一笔了。
在那个“铁定赚钱”的晚上，10点左右，当伍显宁准备进行交易时，电脑中的交易软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神奇地瘫痪了。
那正是交易的最关键时刻。十几分钟后，电脑恢复了正常，而他的账户里，6万美元几乎消失殆尽。伍显宁当时像是被电了一下，懵了。清醒过来后，他迅速拨通了“中国金”的客服电话。
“软件怎么停止数据传输了？”伍显宁质问。等来的回答简短带有歉意，“服务器出现点问题，很抱歉。”
赔钱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伍显宁没有隐瞒，随即告知何敏。出于朋友关系，何敏并没有抱怨，况且赔钱是因为服务器失误而不是人为，因此双方都很理解。
接下来，伍显宁从自家的账户中取出10万元人民币，并听从林义均的建议重新开户，继续投入到交易中去。他希望能将何敏赔掉的钱赚回来，然后退出。
有了上次的教训，伍显宁再次联系“亚洲金”公司客服。除了要求说明切断数据的原因外，还警告“如果再有数据断流问题，我会报警。”
这次警告的效果，持续了两个月。其间，伍显宁将1万美元做到7万。不仅补上了何敏赔掉的投资，还赚了些盈余。
当一切看似正往顺利的方向发展时，2009年年末，软件故障再一次发生。“这个软件本身设计就有问题。”伍显宁和李明伟几乎是同时提到这一点。软件通常只能看到最近一个小时的盘面，而前后K线和分析则根本没有，所谓交易，完全是一切凭感觉。
第二次软件故障后，伍显宁决定退出，他向林义均提出申请，算上账户里的4万美元，再加上交易中的手续费，一共6万元要返还给他。但林义均的答复令他失望：公司在打官司，暂时提不出款。
伍显宁的疑问是，偌大的一间香港公司，怎么连60多万人民币都没有？
直到他后来弄明白一切，才恍然大悟。这家公司提供的软件根本没有跟进大盘，软件公司的终端可以进行人为操作，随时可以在涨跌的时候停止数据传输。“就好像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对冲，林义均在背后渔翁得利，最后全赔给他。”
“我和庄家对赌，你说他们能让我赢吗？”伍显宁反问。
当一切被伍显宁猜透如梦方醒时，在成都当地的维权却成了泡影。那年春节前，“中国金”所在的成都分部匆匆撤走，伍显宁再打过去电话，无人接听。
于是，在准备了材料和证据后，他奔赴香港，一个在内地金融业打拼的行家里手，将面对的是曾经极度信任并充满未知的香港金融市场，一切未卜。
何敏
“这种信誉怎么没有？香港政府难道不管？”现在，这是何敏难以理解的问题。
这几年，何敏都没有在钱上有很大的动作。她有钱，比朋友伍显宁过得舒服很多。那些钱存在银行，当伍显宁的妻子跟她谈论“伦敦金”时，她没怎么犹豫，就把钱交给了伍家。
他们是20多年的密友，况且，这钱对何敏来说算不上什么。可终究是自己的心血，伍显宁刚开始去香港调查“中国金”公司时，她也跟着去了。
她只是善于从外表上分析，看见豪华的街区，顶级的写字楼，宽敞气派的办公室，就觉得“值得信任”。
在成都，何敏是有些名气的画家，经常出入一些高级晚宴和交流会。伍显宁第一次陷落“伦敦金”骗局泥潭时，何敏安慰他：“别在意，那些钱暂时用不着。”
但伍显宁是有心人，他出于不能辜负朋友的信任——更多有一种赌气的心态，一定要把钱赚回来，直到入不敷出。何敏再度表示出“无所谓”的宽慰。
但终究，鉴于何敏的社会地位，她并不想出面干预这件事。伍显宁分析，从某种角度说，钱即便是没了，何敏也不会太在意。“她不想把这件事情闹大。”
伍显宁曾向何敏提起过，希望她动用社会上的关系“干涉”一下，但被婉拒，这让他有些失望。
何敏分不清金融业中的杠杆原理，对中国以前乃至未来的经济状况也毫不关心。她只知道书画市场的行情，身边也有不少藏画的朋友，但她却很少参与。
她对黄金买卖感兴趣的地方，自己也说不清。以前，有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向她推荐理财产品，两个人见面，她客套地听对方说一通毫不关己的话，然后就开始岔开话题，或是草草散去。
这样做，也是因为何敏“不怎么信任”内地金融产品。她举了一个例子：因为在国外有自己的作品买卖，所以经常会有外汇打进她的账户。起初她在内地银行开户，但汇款手续繁杂，后来在一个朋友的建议下，她在一家外资银行立了户头，每次有款项打进来时，银行都会出具十分明细的单据，并且还是中英双语。
这让何敏感到了极大的便利。她欣赏外资银行的做事风格，并愿意将钱放在他们那里。当伍显宁妻子向她推荐，“伦敦金”是一款国际化的金融产品时，“国际化”这三个字顺其自然地打动了她。
“这种信誉怎么没有？香港政府难道不管？”现在，这是何敏难以理解的问题，但尽管这样，谈到“维权”，她还是尽量退避三舍。“我对为此事付出的人心存感激，但作为一个公民，还要跑到远在香港的法庭去维权，还不一定成，这太艰难了。”
“那内地法律能管吗？”这是她最后的疑问。
在香港
廉政公署不管；特首办公室又推到警务处；警务处说证据不足，不能立案，要我去找内地的警局处理这件事情。
那个香港——这是李明伟喜欢用的词。这样读起来，似乎自己和它已经可以保持足够的距离。
李明伟至今没去过香港，他没有钱。况且现在他需要集中精力搞科研，以便让生活重新走向正轨，而他刚刚被关的博客，也很快在另一家网站开通。伍显宁、何敏就是通过他的博客与之结识的。
李明伟说他是第一个在网上炮轰“伦敦金”骗局的人。那时他刚刚从被骗的阴影中走出来，在排除了赴港维权，这个对他不太现实的方案后，他决定自己搜集证据，上网发布。
他开始利用搜索引擎，在网上，李明伟第一次“看穿”真相。“亚洲金”的网站上，对于老板林义均的介绍——他曾经是英皇的副总裁，还接受过沈阳市人民政府委派出任驻香港联络处代表，而那些照片中，不仅有来自张学友、周杰伦等明星的合影，与内地官员的合照也不在少数。
“但林义均数次醉驾、拖欠款项、申请倒闭。”在台湾和香港的一些新闻网站上，李明伟将林义均之前的“污点”顺利牵出。
他随即整理这些资料，并将其发布到博客里。但意外的是，博客数次遭遇关闭。“我怀疑他们从中作梗。”他说。
2009年11月9日，当李明伟继续在百度上搜索“亚洲金汇集团”的相关资料时，却在第一页的结果中看到“亚洲金汇”的自建网页，上面居然公布了“以李明伟夫妇‘为首的不法分子’、‘勒索及敲诈’”。
李明伟急了，他怎么也想不到，对方竟利用百度的“推广”功能把谩骂自己的网址置顶。气愤之下，他打给香港“亚洲金”总部，而对方表示愿意让李明伟“来港面谈”。但他的回答是，“必须有邀请函。”
事情成了僵局，绝招却还在后面。2009年12月14日凌晨，李明伟所在的学校宿舍的门上，被挂上了一只5升的汽油桶和一封恐吓信，信中隐晦地表示“不要让你的孩子和老少三辈受牵连。”
“他们就是黑社会。”李明伟咆哮。
但他又没有任何办法，无奈之下，4个月前，李明伟从银行取出了今年学校发放的住房补助和余下的所有存款，让妻子和儿子远赴新加坡“避难”。
这似乎成了双方决裂的标志，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被激怒的李明伟寻求更多的网络维权，幸好，他遇上了伍显宁。这让香港离他近了一些。
不算初次考察，伍显宁为维权一共去了4次香港，这让他在赔光何敏的钱外，又支付了额外的2万元“跑腿费”。
“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伍显宁有些无奈。当他在网上看到李明伟的博客后，随即留言给他，并出示了被骗的相关证据。“实际上，我们两个人的维权是相互依存的。”
在伍显宁看来，可能有更多的人看到了李明伟的维权博客，但不知为何却放弃维权，他因此也咨询过律师，得到的答案是，一部分人怕麻烦，另一部分人怕当地政府保护。“在内地怕惯了，”伍显宁感慨，“毕竟我们对香港还是了解不深。”
这种地方保护，李伟明认为是存在的。在他查阅的相关资料里显示，香港议员有关此类案件，5年内仅查办两起。他也曾经把自己的材料寄给港府部门，但没有一次顺利过。
“廉政公署，他们说不管，只查公务员。然后我又投到了特首办公室，办公室又推到警务处。警务处理由是，证据不足，不能立案，况且案子发生在内地，要我去找内地的警局处理这件事情。”推了一轮，李明伟又绕回起点，“而内地的警局，只把我这案子当一个普通案件，让我回去补充材料。后来他们接受了这个案件，但现在还没有立案。”
而伍显宁的经历则更加曲折。他先是联系在香港的林义均，而后林让他在中国工商银行开一个户头，先存进10万元人民币继续交易，并在以后的时间里，再将之前交易所得的佣金退还到该账户中。但账户开了，交易也在进行中，可是原先的佣金，却迟迟未到。
2010年2月，在伍显宁催促下，林义均向账户里返还了1000美元，但佣金依然没有消息。3月，他的账户被莫名停止交易，而从此他再也未联系到林义均。
今年5月份，他再次赴港维权。在香港湾仔警署办公室里，伍显宁第一次做了正规的笔录。可香港警方看了证据后说，“账户的钱目前还能看得到，只不过钱拿不出来，我们没法操作。你只能请律师。”
这句不着边际的话把伍显宁说愣了。他不敢找律师，那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况且很多时候，你唐僧一样地说了一上午，他可能没听懂。”伍显宁那时候才明白，在香港这个金融帝国中，想找一个真正懂金融的律师，太难了。
终于有一次，一个律师很有把握地告诉伍显宁“有胜算”。但条件是预付80万元诉讼费用，而官司则需要耗费2年的时间。伍显宁赔不起时间，更没有钱和精力，他返回成都，用信仰告诉自己要平静下来。现在，他在成都的一家银行工作。
当伍显宁像孤儿一样一个人在香港奔走时，李明伟也没放弃网上的维权。他正积极联络上海、广州的受骗者，并寄希望于队伍的壮大，“只有传播出去，损失的人就越少，就越有利于止损。”
“那些被骗取钱财的人们，大多属于有一定社会活动力的中产，如不是被骗金额过大，谁愿意出面维权呢？还不是弄得自己一身泥，你敢跟见多识广的香港‘金融家’们算计吗？”伍显宁说。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如果我们能从法律上赢，这或许真的推进了中国法律的建设。”——这是受害者伍显宁和维权者伍显宁共同的心愿与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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