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预测的未来
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和平里第二小学学区内的一位家长找到了林小月。她不知道“（优质资源带）联盟到底到什么程度”。
林小月告诉她：“如果你在和二，孩子很好，对孩子是好事。如果孩子一般，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对孩子非常不好。因为和四会慢慢地把它周边的学校吸收更多，把好学生都抓走。它的等级差异将出现在它自己的联盟校里。”家长倒吸了一口冷气，顿时失去了和二并入优质资源带后的侥幸心理。
按照相应规定，学校的招生范围每年都会公布一次，而每次微小的调整都会直接影响到对应房屋的价格。
最为知名的是中关村第三小学每年的学区划分都是以楼道、马路为基准。常常同一小区，某栋楼就不是学区房，马路这边划入学区，马路对面划出学区。这样的调整对买学区房既为孩子上学、又为投资的人来说，成了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朝阳区砖角楼北里小区一位业主因为房子对应的和平里四小学区被取消，不得不降低售出预期，将原来的320万报价调整为210万。东城区的青年湖小区对口小学可以直升171中学，但并非所有小区居民都能享受到“学区”的利好，因为171中学只包含小区内的3栋楼。于是，小区内的房价也会出现两级分化。
林小月能从周边的环境细节判断这所小学的软实力和未来前景。上下班的路上，她要经过知春里小学。她发现这所小学今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宣传栏上总是贴着年代久远的标语和早已过期的党报，更名为“人大附中实验小学”后，宣传栏变得五彩缤纷鲜活起来，还经常张贴各种活动剪影。“去看宣传栏和厕所”是林小月教给家长们考察一所陌生学校的办法。
但她也知道，这些都不过是变量而已。
“教育平权运动”：一场公民权力意识的自组织行动
义务教育异地入学和异地高考困扰了中国近3亿流动人口。起初，几个年轻的妈妈，为了维护孩子在北京上学的权利，通过线上、线下方式组织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异地家长，向有关部门提出诉求。
教育政策最保守的北京市率先破冰。2010年5月，北京市“小升初”政策允许外地孩子可享同城待遇，免试就近入学，家长不需要再缴纳包括赞助费在内的各种费用，这可以被看作是“教育平权运动”的第一次微小胜利，但两年后才真正落地。
2011年上半年，上海（楼盘）、深圳（楼盘）和广州（楼盘）也陆续有家长加入“教育平权运动”的队伍。
2012年，教育部政策终于松动，表示在义务教育入学和异地高考上将加快研究，拿出“因地制宜的办法”。北京、广东在义务教育入学问题上，率先跟进。但真正做出重大政策创新的是山东，第一个明确表态 “允许异地高考”，而这才是家长们争取“教育平权”的最核心诉求。
对于教育部及各地政府的政策，参与“教育平权运动”的家长们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他们仍然抱有极大的政策诉求。北京有专门的“教育平权”志愿组织致力于此。
异地高考显然是一个比义务教育入学更难打破的政策壁垒。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出台相关文件，强调各地要保证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并在当地参加升学的权利。但是未出台文件对异地高考做出指导说明。
北京市出台的“高考过渡改革政策”则给“教育平权运动”泼了一盆冷水。当年12月30日，北京市放开随迁子女“参加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的资格，但他们依然被挡在高考的大门外。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都对异地高考实行严格准入制度。
2014年，在“就近入学”的原则下，北京“幼升小”对非京籍孩子入学“五证”提出了更严苛的细节要求。对于“教育平权运动”参与者来说，这是一场新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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