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盗卖
2010年，张建在杭州某公司从事电商工作，负责品牌运营和推广。因工作关系，结识了前支付宝员工李明，双方开始有了“生意”上的合作。在一次合作中，李明欠下张建500元人民币的酬劳。
最终，这500元未发生实际支付，经双方协商，李明向张建提供3万条目标消费者信息作为“冲账”。也就是说，张建仅以“500元”为代价，就从李明处“购”得了3万条支付宝用户信息。
张建所购的支付宝用户资料中，包括公民个人的实名、手机、电子邮箱、家庭住址、消费记录等，从这些定位精准的用户信息中，张建掌握了目标消费群体的具体信息。
张建是李明的第一个“主顾”。李明时任支付宝技术员工，其利用工作之便，多次从支付宝后台下载用户信息。据其对警方的供述，其下载的信息的大小容量在20G以上。
李明下载支付宝用户信息后，伙同两位阿里巴巴系统外的IT业者，共同将用户数据加以分析、提炼，并兜售给目标客户。据一位在李明被取保候审后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士透露，李明团队对警方承认，支付宝用户信息被其团队多次出售给多家电商公司、数据公司，并从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其中最大的买家系凡客诚品，该公司曾一次性购买支付宝用户信息1000万条。
1月2日晚间，凡客诚品一位副总裁向经济观察报表示，他对此案不清楚，也“没听说过”。凡客诚品公关总监焦宏宇亦表示她暂未听闻，问询过公司法务部门后，她向经济观察报表示：“我们暂时没接到警方的问询记录，如果警方有需要，我们会积极配合。”
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强调称，“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且犯罪嫌疑人亦不排除供述造假的可能性。凡客诚品是否实际发生过向李明团队购买支付宝用户信息的行为，最终需要警方的认定，警方的侦破对象中是否包括凡客诚品，也不得而知。就目前而言，不能武断地认为凡客诚品有购买支付宝用户信息的行为。”
张建的案发，由李明供出，而将李明交给警方的，则是阿里巴巴的廉正部。该部门由律师、注册会计师和退役警察组成，旨在调查阿里巴巴内部是否存在违反公司纪律的情况。事实上，阿里巴巴在对待“内鬼”方面，一向是从不姑息。2012年初，阿里巴巴廉正部发现聚划算上一家团购业务指定运行商“爱婚婚”存在不正常交易，该公司仅上线8个月，就参加过聚划算200次以上的团购活动。调查后发现，该公司其实是由一位阿里云员工、一位淘宝网员工和一名聚划算员工合资组建的，故而其团购活动被“自己人”特意关照了。几名“内鬼”的过失被记在了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的账上，后者因此被阿里巴巴免职。
更早之前的2011年，马云针对公司CEO卫哲引咎辞职事件，在阿里巴巴内部邮件中表示：对于“触犯商业诚信原则和公司价值观底线的行为”，不能有任何的容忍姑息。
尽管是阿里巴巴自己报的案，但阿里巴巴系统内，大多数人对李明案都未曾听闻。一位支付宝内部的管理人员承认李明确实盗卖用户信息，但又强调，此案事发已有几年，且用户信息并未被大范围传播上网。
阿里巴巴一位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称，在阿里巴巴旗下诸公司内，员工等级不同，权限也不同，像李明这样大量下载用户资料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被监控到，直到3年后才被公司发现继而报案，他本人表示很难理解。“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管理上出了一些问题。”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陈良认为支付宝员工盗卖用户信息，一方面是公司监控不力、管理漏洞，另一方面则非常“恐怖”。“首先是公民的个人财产安全，其次是公民个人的隐私安全，再次是公民个人的人身安全。社会上有很多的特殊人群，比如维权律师、调查记者等，他们由于工作需要，难免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如果他们的个人隐私比如家庭住址等被江湖仇家获悉，人身安全便难以得到保障；另有一些不太能见得光的职业，比如夜总会的小姐等，她们的个人信息若被别有用心的人掌握，即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让她们不敢报案的威胁；再比如一些单位，出于商业的需要，也会从淘宝上购买大量礼品，如果其动向被竞争对手获悉，极有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支付宝的用户信息不同于其他网站的用户注册信息，包括公民个人的实名、身份证号码、手机、住址、支付宝余额、购物习惯等，有了这些信息，即有可能就此破译公民个人的网络密码，毕竟有很多网民，尤其是中老年网名，其网络密码就是生日。所以说，这件事很可怕。”
截至发稿，案件仍在侦查中，具体操作此案的翠苑派出所并未透露案件进展，但张建、李明等已被取保候审。上述接近李明的人士表示，“就张建而言，涉案金额仅500元，情节不算严重。”
对于像支付宝员工盗卖用户信息案，江苏一位网警也表示很无奈。“作为警方而言，目前此类案件只能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上靠，但此罪造成的影响很难被认定。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对于公民个人而言，究竟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很难被量化。在对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认定中，警方目前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贩卖信息的条数来认定情节严重与否。”
1月2日晚间，取保候审在家的张建对本报表示，在警方正式处理意见出来前，他本人不愿再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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