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退休年龄引发热议 晚领养老金“划算”吗？

　　他山之石篇

　　海外如何化解养老金困局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特地选取养老保险制度发源地美国、20多年来深陷老龄化社会步履维艰的日本以及欧债危机的策源地希腊，作为考察应对养老金危机得失成败的典型样本。

　　美国：小步渐进阻力小 金融危机敲警钟

　　作为现代养老保险制度发源地，美国养老保障体系十分全面，第一支柱是覆盖了全国96%的就业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第二支柱是由雇主出资，带有福利性质的雇主养老金计划；第三支柱则是个人自行管理的个人退休账户。

　　但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老去，近年来美国人口老龄化趋势越发明显。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税率和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到2016年，美国社保养老金就将陷入亏损状态。为化解养老金支付危机，美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决定采用“小步渐进”的方式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从65岁延迟到67岁（见下表）。

　　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最低退休年龄为62岁，但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选择65岁按时退休，可足额领取养老金。如果提前退休（至少62岁后）也能获得养老金，但养老金数额会被削减，如62岁退休后每月养老金要比65岁退休少25%。反过来说，如果65岁后还想继续工作，美国政府会降低其社保养老金缴费比例，最晚可到70岁再领取更高养老金。例如，年薪4万美元的美国人若选择62岁退休，每月养老金只有810美元，但若70岁退休，养老金则为1739美元——比前者翻了一倍多。退休者的寿命越长，延迟退休在经济上的优势就越明显。美国政府通过这种弹性退休政策，既鼓励人们延迟领取退休金，又满足了不同人群对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的期望，值得我们学习。

　　根据新法案，1937年出生的美国人，在2002年满65周岁时，就可以退休并获取全额养老金。但1946年出生的美国人，则需要等到2012年满66周岁时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他也可以要求在65岁退休，但需要削减一部分养老金。

　　尽管此政策推出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由于美国退休制度本身弹性较强，而且用24年时间才实现退休年龄整体上移2岁，潜移默化中逐步改变了美国人的退休时间观，不会有强烈的断代感和不公平感，使之已基本为美国民众所接受。

　　不过美国的养老体系并非全无缺点。金融危机导致的养老金缩水问题正困扰着许多美国家庭。比如涉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401K计划，该计划规定员工和企业各拿出一定比例资金存入养老金账户。企业向员工提供几种风险程度不同的证券组合投资计划，员工可任选一种进行投资，但风险自担。

　　由于员工对自己年金增值期望普遍较高，许多人都选择了投资风格激进的证券组合投资计划。截至2007年底，所有401K计划中有高达56%的资金（约4.7万亿美元）投资美国股市。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不期而至使美国股市暴跌四成以上，约有将近2万亿美元的401K计划养老金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灰飞烟灭。此后，超过半数的美国人选择“割肉”将账户资金从股票市场转移到非股票市场，这虽避免了养老金遭受进一步损失，但已形成的巨额损失使许多美国人不得不延迟退休。

　　此外，由于操作过于灵活，使得401K账户投资诈骗事件层出不穷，不少美国人401K账户中辛苦积攒的数十万美元经过投资专家倒腾后几乎血本无归，真的陷入了老无所依的悲惨境地，由于风险自担，政府对此爱莫能助。

　　与美国相比，我国养老“第二支柱”还很不发达。在我国探索建立年金保险制度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投资收益与投资安全的问题，既给参保人一定的自主选择权，又要加强企业年金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毕竟，不是每个国民都受过良好的理财教育。

　　日本：开源节流渡难关 亡羊补牢效果差

　　二战后，日本在经济腾飞之时就建立了与美国类似的较完善的三层公共养老金体系。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后，高度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使日本公共养老制度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日本人口学家预计到2050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比例将上升至40%。为适应人口结构变化，本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开始对旧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政府和社会带来的压力。

　　简单说来，就是开源节流。开源方面，一是采取弹性退休制，鼓励延长工作时间。根据规定，日本人原本可提前到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也可以推迟到65岁之后70岁之前开始领取。如果提早领取，养老金将打折给付；如果推迟领取，则增加领取金额以资奖励。具体办法和美国类似，领取越晚，每月领取金额越高。但2013年以后，领取养老金年龄将逐步从60岁提高到65岁。二是提高养老保险费，即将缴纳保险费的比例在原来占工资13.58%的基础上，每年以0.354%的幅度提高，到2017财年，缴费标准将提高到占职工工资的18.3%。三是将按月工资收取养老保险费改为按年收入，把年终奖等奖金也纳入缴费基准。四是设立青年学生10年保险费的追纳补交制度。

　　节流方面，首先是逐年降低向公共养老金的替代率。日本计划到2023财年，平均养老金支付额将由现在在职职工平均收入的59.3%逐年降低到50.2%。其次是调整养老金发放方法。日本政府早在2002年就开始制定了一项“物价联动型养老金支付办法”。由于日本长期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因此该办法实际上是根据物价跌幅，减少养老金支付额。

　　这一系列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养老金给付压力，但由于日本错过了养老金改革最佳时期（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亡羊补牢注定事倍功半，反而对经济和国民生活带来巨大冲击，民怨四起。我国当前老龄化问题远没有日本那么严重，未雨绸缪加快养老金体系改革显得尤为迫切。

　　此外，2001年以前，日本国民年金资金一直被政府用于被称为“财投计划”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上世纪50至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又年轻，使国民年金积累速度较快，“财投计划”事实上成为了日本政府的第二财政，按照国家的决策导向和政策目标，投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规模日益膨胀。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使“财投计划”弊端显露。据测算，截至2000年末，呆坏账占“财投计划”总资产的比重高达75%，约78万亿日元，成了日本公共养老金体系最严重的历史欠账，其投资失败的教训发人深思。

　　更可怕的是，供养比的持续快速下降以及代际负担和待遇的不公平现象，使日本年轻一代对公共养老体系失去信心。据2006年统计，20~30岁人口有一半拒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30~40岁人口的四成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金。因为在少子化、老龄化、长寿化的社会中，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注定无法长期维持。

　　希腊：应对老龄化不力的反面典型

　　与美日相比，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老龄化趋势最严峻的地区。希腊作为此次欧债危机的策源地，也成了广受诟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反面样本。为了拯救希腊经济，IMF和欧盟对希腊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要求，削减养老福利成了最重要的一环。

　　具体措施包括：恢复对高额养老金课征“特别税”；女性领养老金年龄适当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引入一个与寿命预期变化相联系的机制；公务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从61岁提高到65岁；养老金水平不得超过2500欧元；取消复活节、暑假和圣诞节的养老补贴；等等。据测算，如不进行养老金改革，在2010~2050年间，希腊养老金支出将增加12.5%的GDP，社保制度濒临破产。但如果按照上述改革路线图，养老金支出增幅仅为4.5%；若持续严格执行，有可能仅增加1.9个百分点。

　　无论是希腊还是其他欧洲福利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境都证明，传统的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债务隐蔽性和较高的财务脆弱性，在经济低迷时期以及面临老龄化冲击时就会暴露无疑。因此，与延迟退休年龄或其他任何养老金改革相比，尽快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变目前我国现收现付养老金制度才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也最必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