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都要破7了 为什么港币却屹立不倒？

　　昨天早间，人民币对于美元汇率跌破了6.9，其中离岸汇率一度跌破6.96，眼看着就奔向7了。

　　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几个问题，比如：

　　会不会继续贬值，会到什么程度？

　　破7，破8，再极端一点可能破10？

　　是慢慢贬值，还是快速地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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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问题是关于未来的，但对于刚过去的事，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很少问一句为什么贬值？吴老师前两天在音频中也讨论了关于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问题。

　　最常见的观点是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跨境资本从中国流向美国。

　　这些观点解释了一部分问题，事实上近一年多，除了中国外，不少国家兑美元的汇率都处于贬值通道中，比起人民币可惨多了。

　　美国加息、美元升值，自家货币就一定要贬值吗？也不一定，比如港币对美元的汇率一直维持在7.5:1左右，并没有贬值。有的人会说，香港那是固定汇率嘛，他们把兑美元的汇率锚长期钉在7.5上。

　　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人民币不这样做呢？多年前，人民币也是固定在8:1左右的，给了中国出口不少帮助，后来我们放弃了固定的汇率，这里面其实大有道理。

　　在国际经济学上，“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与另一位学者J·马库斯·弗莱明提出过一个经典论断，他们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中，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最多只能同时满足其中之二。

　　后来另一位我们很熟悉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画出了这么一个三角形，他将其称为“永恒的三角”（The Eternal Triangle）。他以非常简明的语言和图像展示了，在这个三角形里，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实现其中一条边。

　　这个三角形理论也被称为“不可能三角”或是“三元悖论”。

　　注: 这三位都是该领域的大牛，蒙代尔和克鲁格曼分别是1999年和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而弗莱明原本也应该获奖的，只是1976年过早离世，而诺奖不授予已过世的学者。

　　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其实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已经很清晰了。但对于不是那么专业的人而言，克鲁格曼用了图像展示这么一手，简单明晰，一下子就让人明白了，而且易于传播，比如财经爱好者，稍微想一想，也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个理论。

　　小巴今天要做的，就是再优化一下这个理论的理解体验。三角形虽然直观，但里面还是有很多专业名词，大家可能还似懂非懂。

　　汇率稳定，很好理解。资本自由流动，就是自由地在不同国家地区的货币进行兑换。还有一项独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就有很多人不太理解了。

　　什么是货币政策？我们就简单地把它理解成降息/加息、降准/加准就行了，其实另外还有一些央行与商业银行间的债券交易、再贴现业务，作为大众老百姓我们就先别管了。

　　那么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指相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央行加息降息是由国内经济说了算的，是为了稳定可持续地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比如经济涨不动了，那我们来降个息降个准放点水；经济过热了，我们就加息加准。

　　反之，比如香港的策略，是与美元绑定的固定汇率，并且资本也是跨境自由流动的，那么香港是否加息就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美联储说了算。香港经济本身增长乏力，显然是不符合加息条件的，但去年美国宣布加息0.25%之后，香港也马上紧跟着加息0.25%，就是出于这一点考虑。

　　为什么香港必须加息呢？因为香港的汇率盯住美元，资本又是自由流动的，没有汇率风险。如果美国加息，而香港不加息，就意味着，现在美国的存款、债券等投资收益相对而言提高了，而香港投资收益则不变，那么不受限制的国际资本会从香港流向美国，香港的市场就崩盘了。

　　而放在中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它甚至不是一个三选二的问题，而是A（资本自由流动）+B（货币政策独立性）+C（汇率稳定）=2，但ABC都不是整数。汇率不是固定的，但也不完全是自由浮动，而是有管理的；“资本自由流动”不完全，但程度在不断地提高；而在货币政策上，美联储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前提，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战略，那么资本自由流动的程度必然会越来越高。

　　所以，“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放到了时下的中国，由于A的数值越来越大，那么B+C的总和在逐渐变小，选择先放弃哪一项，其实就变成了“周小川两难”。

　　其实从目前的情况看，是汇率的稳定性首先被放弃了一部分。

　　目前人民币一年多来连续贬值以及未来的贬值预期，应该就是来自于独立的货币政策。为出于提振经济的需要，去年、前年的央行连续降息降准向市场放水，国内出现资产荒，资本找不到投资对象。而现在美元加息预期强烈，美元为之提供了一个方向。反过来，资本的外流又带动了进一步的贬值预期。

　　正是这两种宏观经济上的策略选择，使人民币和港币在美元强势时有截然不同的表现。那些在去年、前年购买了港币资产的人，也因此获得了额外的汇率收益。

　　货币之于国家，就像股票之于企业，是对于它预期价值的体现。

　　如果我们将中国比作一家企业，过去30多年经过了高速增长，现在它的体量很大，但劳动力、城市化、工业化的这些优势条件已经一一消失，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阵痛期，很多人出于风险的考虑决定避避险，并无不可。

　　它的转型过程也不会很短，新的优势尚未完全形成，困难也不少但成功的条件也都具备，剩下的就看这个企业中的掌舵人和每一个人是如何来执行这项计划，以及如何应对资本市场上的波动，避免它反过头来影响了转型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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