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新年伊始,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尼姆尔(Nimr Al-Nimr)引发的风波就搅动了几乎整个波斯湾区域,也吸引了区域外众多国家的瞩目。伊朗示威民众打砸焚烧沙特驻伊大使馆、沙特与伊朗断交迅速将两国之间的这场外交冲突上升到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烈度。苏丹、巴林步沙特后尘与伊朗断交,阿联酋降低与伊朗外交关系级别,又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向西亚北非其它国家蔓延的风险。
沙特、伊朗,以及同样爆发抗议处死尼姆尔风潮的伊拉克,都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石油大国。而且,沙特、伊朗两国的重要石油产地恰恰是容易受对方煽动的群体聚居区:沙特盛产石油的东部省1/3以上人口是什叶派,伊朗重要石油产地胡齐斯坦省居民以阿拉伯人为主。国际石油市场对这场外交风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新年第一个交易日,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est Texas Intermediate,WTI)跳涨约3%,突破每桶38美元关口。布伦特原油涨幅也超过了2%。
然而,这场冲突真的能够长久抬高国际市场油价吗?答案是否定的。经济和政治基本面决定了油价在今年摆脱不了低迷的局面,始于2014年中的石油熊市至少还将延续数年。国际市场油价4日的上涨不过是短期的恐慌反应,不会持续太久。
我们必须明确认识到,尽管伊朗-沙特交恶被市场参与者普遍视为地缘政治性风险因素,但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都表明,地缘政治性风险未必会抬高油价,有时反而会稳定和增加原油生产,从而对油价发挥抑制作用。在历史上,两伊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打到1988年8月20日,双方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大国,袭船战、袭城战一度如火如荼,令波斯湾运输原油的船东、货主和水手们闻之色变,但这并没有妨碍1986-1987年间油价暴跌腰斩,开始长达15年之久的石油熊市。
从理论上看,地缘政治风险抬高油价的效果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成立,只有在市场供不应求,且政治动荡破坏了既有石油产能或显著干扰了石油运输的情况下,地缘政治性风险才会抬高油价。而当前世界石油市场特点是每日供过于求数百万桶之多,且存在巨大闲置产能;政治动荡中的对立双方也没有意愿破坏石油产能和运输,而是尽可能保护石油产能,尽可能多生产多销售以增加自家收入。与此前利比亚民兵组织冲突、“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和沙特老国王去世一样,这次伊朗-沙特交恶虽然会被一些市场参与者当作所谓“地缘政治性风险”大炒特炒,但不仅不会减少产能和妨碍运输,反而会促使石油产量的决策者们竞相增产,削弱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卡特尔机制的约束力,加快伊朗制裁解除和产能增长,从而促使油价下行。
无须否认,派别和民族矛盾确实给沙特、伊朗两国石油生产埋下了不容忽视的不确定性风险:沙特盛产石油的东部省逾1/3人口是什叶派,且该省什叶派居民90%以上聚居在哈萨(Hasaa)、卡提夫(Qatif)、加瓦尔(Ghawa)等主要油田所在地,又多数从业于石油产业,长期不满于沙特石油收入的地区分配格局和本教派在沙特的社会地位,早在1970年代就涌现了主要由什叶派穆斯林组成的宗教反对派组织“伊斯兰革命组织”,并在伊朗支持下发动了多次高烈度骚乱。伊朗石油主产地胡齐斯坦省是阿拉伯人聚居区,两伊战争时萨达姆·侯赛因就曾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但今天,无论是伊朗还是沙特,都没有兴趣把这场外交风波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冲突。没有伊朗的大规模实质性支持,沙特什叶派的骚乱不足以对东部省石油生产造成实实在在的损害。在运输方面,早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沙特就修建了纵贯东西的油气管道,将东部油田的油气输往西部红海港口输出,与伊朗纵有冲突,也影响不到东部省石油输出。
与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想象相反,伊朗与沙特交恶反而可能加快伊朗油气投资和产能、销量提升。因为伊朗与沙特交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除美国对波斯-阿拉伯联手的疑忌,从而放心加快落实伊朗核协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外资投资伊朗、提升伊朗油气产能的步伐将提速。本来,去年伊朗核协议达成之后,伊朗就宣布将在制裁解除后将原油日产量提高100万桶,成为2016年国际原油市场最大的潜在利空。美国如能加快解除对伊朗制裁,这个利空就会来得更快、更猛烈。
伊朗-沙特冲突还将进一步削弱欧佩克这个卡特尔的约束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该组织限产保价的可能性已被消除。2014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多方面因素引爆“油气增产-价格下跌”螺旋,为了保住市场份额和收入总额,欧佩克成员国已经全面卷入削价竞销漩涡,欧佩克卡特尔机制统一行动的约束力大大削弱;这次伊朗-沙特外交冲突,进一步凸显、加剧了欧佩克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本来就有着强烈增产冲动的伊朗、伊拉克更不会压缩自己的生产了。须知,在当今油价形成机制之下,投机者和欧佩克之类的卡特尔组织控制石油生产配额的操纵行为对油价影响重大。有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后,国内卡特尔平均超高定价率(即用户为卡特尔支付的价格高于无卡特尔状况下价格的幅度)为22%,国际卡特尔的平均超高定价率为25%(参见刘岩、于左《对国际卡特尔的有效威慑机制研究》)。欧佩克机制导致的油价人为抬高幅度只会比这个更高。欧佩克的卡特尔机制进一步削弱,对原油市场只能是长期性的利空。
与伊朗的外交冲突也会加强沙特增产的动机。这不仅仅是因为沙特防范伊朗侵蚀自己市场份额的戒心上升,也是因为与伊朗、伊拉克关系恶化会加大沙特军事和安全开支压力,迫使其为了保证现金流量而需要增产。沙特军费开支一向很高,2013年为670亿美元,仅次于美、中、俄而名列世界第四;2014年军费预算808亿美元,仅次于美(5810亿美元)、中(1294亿美元)而位居世界第三。在2016年财政预算中,军事和安全开支总额虽比前几年有所减少,仍有约2100亿里亚尔(约为560亿美元)之多,占财政支出总额比重超过25%。鉴于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已于1月2日宣布结束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停火,伊斯兰国武装也不可能轻易平定,现在又与伊朗、伊拉克(政府由什叶派主导)交恶,2016年沙特军事和安全实际开支多半会超过预算,从而推动实际赤字超过预算的3260亿里亚尔(约869亿美元)。要填补超过预算的赤字,除了抛售储备资产之外,就只有增产一途了。
对于原油生产者而言,一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产能,这部分投资就成为沉没成本,即使售价低于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在内的总成本,只要高于边际成本,就能够获得正的现金流。由于沙特闲置产能占世界闲置产能80%之多,且其石油生产的边际成本属于全世界最低一档,即使增产导致油价进一步下行,对该国而言也能够扩大现金流。有鉴于此,在财政赤字超预算的压力下,沙特即使冒进一步压低油价之险也要增产的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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