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可谓掷地有声。根据“联合情况说明”，在支持金融稳定与改革方面，中方正在持续评估和完善审慎监管基础上，积极研究进一步扩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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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单一外资股东在中资银行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同一家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不得超过25%。未来中美金融市场开放，股权开放方面不能说得太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宗良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谨慎的态度。
机遇与险阻并存
“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个坎。”宗良回忆，当时担心外国资本将给中国银行业带来冲击，随着金融业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狼来了”。
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外资银行对涌入中国金融市场有着强烈的诉求。“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和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主要动力。”普华永道中国金融机构服务部合伙人胡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方面，形式主要包括成立法人银行、合资企业，投资中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股权以及设立外资银行分行。
硬币的另一面是外资银行必须接受严格的监管。普华永道年初发布的《2013年外资银行在中国调查报告》认为，由于严格的监管环境和苛刻的资金要求，外资银行长期受限，无法创新。尽管难以具体量化外资银行失去的机会成本，其自身在某些领域的优势未能全面在市场发挥，例如衍生产品、跨境资金交易活动、固定收益市场和投资银行活动等。
这从外资银行在华资产占比可见一斑。2010年至2013年间，外资占银行业总资产比例分别为1.85%、1.91%、1.82%、1.73%。宗良表示，2001年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资产比例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当然这也跟中国银行业近年来总资产规模发展较快有关。
作为银行业的长期观察者，胡亮表示，外资银行在中国遇到的主要阻力和困难包括机构和业务准入门槛较多、审批时间较长、存贷比等指标造成外资银行在中国投资时间较长、ROA和ROE较低等。另外，中国利率、汇率等要素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外资银行的优势尚不能在中国完全发挥。
开放是双向的、对等的
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不可能“一下子”放开，开放是双向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开放水平来看，目前中国对美国开放多一些，美国对中国的开放程度小一些；从金融业发展水平来看，美国金融市场发达，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服务贸易方面，我国长期处于逆差，美国处于顺差地位，为此，进一步扩大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宗良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此次双边投资协定不仅是中国银行业对美国资本的对外开放，而是中美双边市场的彼此开放。一般说来，美国金融市场对中国的准入门槛和要求较高，如果此次中美双边经贸进一步放开，未来中国银行业在拓展其他国家海外业务时，有望形成较好参考标准，有利于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海外市场拓展，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徐洪才从金融改革关系角度分析，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是渐进的过程，应适当开放，与我国经济发展情况相适应，如果走得过快将不利于金融稳定；应在推进汇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创造条件加快资本项目开放，这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同时，在银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也会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宗良总结道，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应为中美两国贸易投资、实体经济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稳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合作是互利共赢
“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各有优势，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在深度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宗良表示，按照双边经贸合作要求，希望中美两国金融业在竞争中共同发展，加强双方业务合作，将有助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中资银行在海外市场的开拓，有利于人民币离岸业务拓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外资银行也应抓住这一契机。上述普华永道报告认为，国际人民币中心的离岸人民币接待规模也在大幅增长，具有全球业务的任何一家银行都应制定人民币相关的策略和产品，以适应国际化的改革步伐。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国银行业自身也要适应对方开放新形势，以变革思维迎接新挑战。”徐洪才表示，银行业在贸易结算、投资结算、清算银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业务方面扩大规模，做深做大做强。
宗良表示，随着未来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按照中美投资协定的要求，允许外资更多进入中国银行业，美国金融业发达，银行业产品创新和服务水平高，这将给中国银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形成“鲶鱼效应”。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机构参股入股的合作方面，此次对话特别强调了对外投资者的股权开放，对此，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均表达了审慎的态度。
但增持的需求依旧存在。“外国投资者股权开放是部分外资银行一直以来的诉求，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部分外资银行出售了在中资银行的股份，根据我们的观察部分外资银行仍然希望进一步增持在中小规模的中资银行的股份。”胡亮表示。
对监管提出更高要求
“中美双边经贸的开放对监管也是全新的考验，对风险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宗良说。
徐洪才表示，应加快中美金融监管合作，中国防范金融风险、保持金融稳定离不开美国的帮助。一是努力实现中美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扩大信息透明度；二是中国借鉴美国金融业监管的先进经验，加强两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三是培养国际化视野的监管人才。同时，美国也要吸取次贷危机的经验教训，对金融衍生品等产品创新加强监管。
对于改善外资银行监管的问题，胡亮认为，外资银行开展新业务大多要经过较长的审批过程，部分业务如债券承销等尚未大规模对外资银行开放，主要针对中资银行的指标（如存贷比等）监管差异化程度不够，造成外资银行业务开拓缓慢，经营成本较高，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中资银行，因此，应在差异化的监管要求、提高监管和审批效率等方面予以改善。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普华永道方面了解到，虽然外资银行首席执行官们普遍持乐观态度，认为即将来临的改革将带给他们更多机会，但是他们仍然对这些政策履行落实持有怀疑态度，他们仍然担心会面临类似过去阻挠他们的约束条件，比如冗长的分行和产品审批流程。
不过，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明显放宽了离岸人民币汇兑、汇款和结算，以及银行在贸易区设立分行的贸易限制，此类改革让诸多首席执行官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加速改革、创造更均衡的营商竞争环境的决心。
作者：张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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