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爷”胡润谈天下富人。
张新强。
起底中国首富身家，请扫二维码。
北京、上海富豪多，近年来北京富豪人数持续增加，广州不足北京一半。
15年中国首富财富增长17倍 第一桶金周期由4年缩短至半年 发迹之路勤奋让位创意
数据纵横
2014年4月4日，中国商人袁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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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袁亚非第一次富豪榜榜上有名，他以12亿身家排到富豪榜的第140名。
在胡润富豪榜上，从1999年首富荣毅仁80亿元的身家到2013年首富王健林1350亿元的资产，中国首富的个人财富在短短15年内增长了17倍，世界惊讶于“中国速度”，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富豪的看法。
15年来，胡润富豪榜上出现了2188名中国富豪的名字，这些人有的逝去、有的入狱、有的败落、有的依然欣欣向荣，15年并不算长，但富豪们的变迁远比普通人要激烈得多。
富豪榜上富豪的起起落落勾勒出中国财富发展史。与此同时，胡润直言，还有相当部分富豪从未在阳光下暴露过。
文、图、表/记者胡亚平
4月7日，身在上海的胡润接到了英国朋友的电话：“这个袁亚非是谁？好像凭空冒出来的大富豪！”
胡润进一步说明，1999年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富豪的了解几乎一片空白，“富豪们的排名不但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财富的窗口，也在慢慢改变中国富豪的形象。”
发咨询信收到律师函
富豪从拒绝到主动提供信息
现在回头看15年前的胡润富豪榜，确实简陋，除了基本的排名和资料，几乎没更多的信息和分析，那次上榜的中国富豪有50人。
“如果现在有人做朝鲜富豪榜，也会引人关注，那时人们对中国富豪几乎没有概念。”胡润说起这张榜单的缘由，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全球最大经济实体中必须要有个人的注脚。
“现在富豪榜上60%的公司是上市公司，它们的财富通常会比较透明，但还有40%的公司并没有上市，要弄清楚它们的财富并不容易。”胡润现在拥有一个120人的团队，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日常工作就是每天更新富豪们的财富数据。
“所有数据来自公开渠道，虽不全面，但数据都可回溯。”胡润说，直接和企业沟通要数据也是胡润获得企业家财富数据的主要方式，但开始时并不顺利。
1999年后，胡润开始联系国内的企业家，他给华为总裁任正非发去希望了解华为经营情况的咨询信，得到的却是律师函。
然而此后，开始有企业家慢慢接受了胡润的存在。2013年以430亿身家排名第8的许荣茂家族就是其一，世茂集团有时会主动提供一些数据给胡润用于计算许氏家族财富，“也许是因为我的坚持，许多企业家开始意识到，反正都要上榜，不如给我更真实的数据，这也对他们的形象更加有利！”
2013年，中国地产商人王健林以1350亿元登顶胡润榜的中国首富。“15年后，富豪们已不像以前担心财富曝光，相当一部分富豪发现，当他出现在富豪榜上，对其海外业务会有帮助，因为财富榜是国外了解中国富豪一个不错的窗口。”
隐形富豪
从案卷或慈善中显现
摸底中国富豪身家15年，胡润坦言，了解富人家底是全世界最难做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的富豪都是这样，有钱人总有很多顾忌。欧洲的富豪甚至更加低调。”
胡润把中国富豪分成两种：阳光下的富豪，这些人多数都出现在胡润富豪榜上，还有一类是隐形富豪。 “我们现在了解的中国富豪数量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
胡润说，很大部分隐形富豪的首秀往往是在检察院调查或起诉的案卷中，“你会突然发现，一个从未上榜的富豪身家居然上百亿元，但已变成阶下囚。”但是胡润认为，15年来富豪榜上阳光富豪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部分富豪是因为慈善事业被发现，比如深圳富豪余彭年一直未被人熟知，但他多年蝉联慈善榜榜首，引起胡润的关注。2008年，余彭年以20亿元的身家出现在富豪榜单中。
目前在胡润榜单上的三分之一企业家曾和胡润有过直接接触，这些企业家遇到胡润会说：“你的榜单不准！远低于实际。”但胡润想进一步了解实际身家数据，这些企业家多数会哈哈一笑或摆摆手，“怎么可能告诉你。”
胡润的数据为人们了解中国富人提供了一份参考资料，以2013年榜单上富豪的总财富6.4万亿来算的话，胡润估算20亿人民币以上身家的富豪有3000人左右，去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6.8万亿元， 3000名顶尖富人占据了近五分之一的社会财富。
15年富豪排名风云变幻
发迹周期短创意取代勤劳
富豪排名15年也是富豪这一阶层变化激烈的15年，曾经高居榜首的黄光裕如今锒铛入狱……
但胡润强调，15年上榜的2188名富豪中，目前出现问题的富豪只有32位，占总数的1.5%，榜单中的富豪绝大多数经得起考验。
15年后再看中国富豪，胡润认为这个群体发生了巨大变化，“15年前的富豪大部分的第一桶金都是靠自己积累，平均时间是4年。但今天，第一桶金的来源丰富很多，周期也缩短，平均周期约半年，也许有时一个好主意，马上带来第一桶金。原来的第一桶金更多靠勤劳，现在更多的看创意。”
根据胡润的统计，上榜富豪中继承财富的人数不到1%，而美国富豪榜中则有35%。以以65亿元身家入榜的京东刘强东为例，他就是白手起家、年龄未满40岁，发迹过程不过短短10年。
但胡润不认为，今天比15年前更容易成为富豪，“在13亿多人口中排到前1000名，不是容易的事，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机遇。”在胡润统计的创业板富豪榜中，5亿身家以上的创业富豪们也多达339位，其中不少是在继承父辈资产的情况下自己创业，这些80后富豪虽然有父辈资产作为支撑，但是很快用自己的创意将父辈的资产翻了很多倍。
胡润认为，这些能够在阳光下曝光的企业家在榜单上出现，使得中国富豪的形象被大大改观，因为人们过去常常认为中国富豪和“黑金”必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像“二马”这样的富豪告诉人们，很多中国富豪的创业史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
中国财富让世界震惊
这个时代很神奇
2013年，胡润榜上的财富比前年上涨9%。前5名的平均财富比去年翻了一番，上榜企业家的平均年龄为52岁。
上榜百亿富豪达到149位，比去年增加了29位，比2009年翻番，而十年前没有一位百亿富豪。如果加上隐形富豪，现在，中国大约有300位百亿富豪，全国大约有700位十亿美金富豪。
胡润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是个无与伦比的时代，很难在世界史上找到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媲美，太神奇了！”30年前，中国人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进入财富竞技场的，但三十多年过去，财富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这5年，当伦敦街头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英国人对中国的变化越来越关心，尤其是当他们的老商店也被中国人买下后，中国的财富确实让世界震惊。”
胡润专访：
中国富豪在购买奢侈品中“低调”
44岁的胡润穿着简单的蓝色衬衣。为赶下一场会面，胡润邀请记者一边赶路一边采访，从陆家嘴到虹桥机场，在拥挤的地铁人流中，谈着天下富人的故事。
富豪：真实财富不告诉你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要做富豪榜呢？
胡润：1999年，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三年，相对欧美人，我更了解中国人，但该如何表达，让人们看到我对中国的了解，显然首富的故事更有吸引力，他的财富让他的故事更加有代表性，会让很多人关心。
记者：为富豪排名的意义在哪？
胡润：排名就是一个窗口，让国外的人了解中国的富豪。很多投行也是通过我们的富豪榜了解中国富豪的实力。
记者：很多人质疑你们数据的可信度，你怎么看？
胡润：我们可以保证的是，任何胡润榜公布的数据都是可回溯，这是我们的宗旨。当然可能会遗漏，很多企业家说我们的数据和他实际财富相比远远不及，我也不知他是否在吹牛。我就问，那真实的是多少？能公开吗？他就会哈哈一笑，说那怎么能告诉你。
我们的数据有可能会低估富豪的财富，比如有很多财富来源无法发现，但是能公开的就肯定是准确的。
记者：您觉得在中国做富豪榜会不会特别困难？
胡润：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欧洲人比你想象的还要低调，尤其是北欧。美国的一些基金公司也无法说清资本来源。所以，财富起底一直不容易。
我们所说的最权威的财富500强其实是最简单的排名，因为它就是把销售额排列一下，这个工作一个实习生一下午就能做完。但是世界500强成了全球最出名的品牌，全世界的市长都会把世界500强有多少在自己的城市里进驻当成一个重要的业绩，但是我们可能要十几个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弄到一个数据，所以说做个人财富其实难度很大，这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
富豪更介意学历弄错
记者：起底富豪身家15年有没有吃过官司？
胡润：我们收到很多律师函，但是从来没有富豪真正起诉过我们。有些富豪发律师函警告我们，你们的榜单错了，实际上数据并不是他关注的问题，他可能更介意我们把他的学历弄错了，本来是大学的如果写低了，有些富豪就会觉得很没面子，然后发律师函给我们，说我们都错了，最后我们搞清楚他们是介意我们把他的学历写低了。但是现在的企业家基本都读过EMBA、MBA，学历背景都很好了。
记者：你觉得中国富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胡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很多富豪都说自己很低调，但是他们会买最好的车、最豪华的别墅、最贵的手表和奢侈品，但是又会说自己很低调。我觉得很难理解。和15年前比，很多中国企业家都开始国际化了，视野也更加开阔，很多人开始并购国际企业，在海外发展，以前觉得自己不如发达国家的企业，现在已经可以和这些国际企业叫板甚至超过这些企业。
对话张新强：
记者：您参选法官纯粹是出于理想吗？
张新强：从事律师工作多年，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会为基本生活条件所困，若从事法官工作，没有生活顾虑会更安心从事审判工作，更多关注社会公平正义和奉献社会，能尽量少受外界的干预，起码金钱不能把我打动。
从事律师工作也需要理想，舍弃悠闲而高薪的律师去选择当法官，没有舍小我成就大我的理想，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抱负很难做到。
记者：法官“下海”易，律师“上岸”难。律师转身当法官难在哪？
张新强：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律师属于体制外的法律工作者，有身份和机制转化的困难。另外，真正报名来参选最高法法官的人也不多，全国13万个律师，只有70多个报名。
一是法官的待遇有待提高，律师的市场化商业化决定其收入比法官高。二是法官的社会地位和公信力不具有吸引力，我们的法官还有行政化色彩，独立性和权威性不足。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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