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做起来让权利关进笼子里面，让市场空间得到保障，需要更深入的体制改革。” 陈志武表示，目前的体制背景之下，一旦政府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利太过，侵犯了市场的空间。当前环境没有明确的第三方权利来帮助调节，来判定政府的手干预太多了，必须得收回去，“政府干预太多的时候，市场的权利、市场的参与者怎么办，去找谁来维权”。
当前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远远热过其他国家，陈志武解释表示，为什么理财产品、影子银行在中国这么热，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感受不到，“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这么多年监管部门把银行存款利率给压的非常低，给理财产品、互联网金融、余额宝余额宝等等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市场参与者缺乏风险意识、风险定价完全是混乱的。对此，陈志武认为，为什么金融专业人士，都仅仅按照理财产品所给保证的投资回报，做为是否投资的标准，“而不是根据风险高和低同时考虑投资回报”。
陈志武表示，这是因为政府维稳政策，通过具体的监管部门，几乎要求所有金融产品发放必须刚性的支付，不能去违约，不能让投资者出现亏损，“否则让他们到街上去游行，那样的话会威胁到稳定的问题”。
陈志武认为，这种维稳的行为或者导向，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让所有的金融产品基本都没有风险，因为最后政府提供无条件的免费的隐性担保，“把金融市场本来对风险做区分的责任，完全给搞混了，由此产生结果，使理财产品靠保证回报决定胜负，而不是以风险区分产品吸引力的程度高低。“尽管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具体到维稳的政策，具体到监管的行为，这是一个很难去完全的执行”。
陈志武表示，这种限制市场空间举措，扭曲整个市场资源配置，降低投资者风险意识，“在考虑这些为什么要压制市场空间的时候，我们必须也同时考虑到代价”。
近期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陈志武认为，这将刺激很多的地方政府，要去建立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这里的资产管理公司，是指专门给银行和金融机构处理呆坏账以及不良资产，帮助金融机构尤其是四大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 “信达上市以后，让各级地方政府都开始想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本省本市的资产管理公司，本地又多了一个可以到香港、A股、到美国上市的一个平台”。
陈志武认为，成立资产公司之初的目的，就是尽量要让银行、金融机构把风险管理做得更好，减少不良贷款的出现，但现在地方政府和有一些中央政府部门，开始想到为更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提供更多的机会，希望自己控制的资产管理公司上市的时候股价大涨，那前提就是要给这些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更多的不良资产。“这产生了一个很诡异的激励架构，原来想要减少不良资产的出现，现在要想办法增加不良资产的出现，否则当地资产管理公司未来的业务增长靠什么来”。
陈志武表示，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去庆祝信达上市的成功，另一方面要考虑给政府管理层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到最后变成转移老百姓财产、转移财政收入，从大多数老百姓资产转移到少数的资产管理公司的从业者。 2007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完成不良资产处置工作，虽然处置不良资产任务完成了，但这些机构没有关掉，反而成为全牌照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国如果没有对权利有实质性的监督、问责、制约、制衡这样一个机构，那么一个新的部门一旦出生，尽管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也不会消失，而是变成一个可以自我不断的膨胀，权利不断膨胀，业务不断膨胀”。
陈志武强调，如果不进一步深化改革，对权利进行监督、问责、制衡，权利是不是能够真正关到笼子里面，让市场空间更大的去发挥，如果没有具体的权利制约机制的存在和运作，很难实现。
2012年财政部跟银监会推出6号文件，规定每一个省可以只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陈志武表示，尽管这个文件声称，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个文件的结果，就是继续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在不良资产处置中间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作者：刘宝强 (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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