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讲述专业作家的退休故事 称养老金存多轨制

　　专业作家的退休养老金及其他

　　文艺春秋 周俊生 上海媒体人

　　8月24日出版的上海《解放日报》“朝花”副刊上，发表了作家宗福先的一篇随笔《赵长天的工资》。说起宗福先，现在即使是上海的年轻人，对于这位同城作家也可能不太了解了，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在1976年发生的北京天安门事件还未平反的时候，他就以话剧作品《于无声处》，先声夺人地为这场当时还是“反革命事件”的群众运动发出了正义的呐喊。这部话剧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演出以后，顿时轰动了上海滩，《文汇报》破天荒地连续三天发表了这个话剧剧本，北京方面也邀请剧组赴京演出。宗福先当之无愧地成为上海人的骄傲，并且在几年后从业余作家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成为一个专业作家。

　　宗福先这篇随笔写的赵长天，虽然未曾写出过像《于无声处》一样具有轰动性的作品，但他的人生道路与宗福先倒是差不多的，两人都是以工人作家的身份进入作协，成为专业作家。赵长天后来担任了《萌芽》杂志的主编，发起了至今仍然很有影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等青年偶像就是在这种大赛中被发掘出来的。可惜的是，赵长天因为身患重病，今年3月不幸去世了。

　　宗福先的这篇文章，说的是赵长天生前的一桩“高风亮节”，同时也借此浇一下自己胸中的块垒。赵在1985年和宗一起进入作家协会，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成为一个副局级干部，而宗担任作协的书记处书记，官至正处级。但因为当时作协缺少公务员编制，因此两人的编制暂时放在了专业作家的队伍。但不料这一放就是几十年，赵直到退休也未成为公务员，因此在养老金待遇上就只能吃亏了。宗福先写道：“在我的劝说下和他夫人的催促下，长天终于向组织提出了这个事。各级领导都很关心，市委领导也有了批示，但是终因这个事太罕见、操作上退回去的难度太大，搁浅了。”

　　宗福先讲述的这个故事，在无意当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养老金制度缺陷的实例。现在，舆论对于养老金制度将退休者分为企业编制和事业编制的“双轨制”批评很多，改革的呼声也一直没有断过。赵长天生前在作协任职，他退休以后享受的是事业单位编制，其养老金已经远远高于企业退休职工，但是他相比于同样是作协内部以公务员身份退休的人来说，退休待遇还是低了一段，看来事业单位这一“轨”之下还存在着“双轨”呢。如此说来，养老金“双轨制”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描述，将其称为“多轨制”可能更为合适。

　　我以前只知道作家协会里应该是专业作家的地位最高，现在看来是孤陋寡闻了，原来还有比专业作家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当然就是公务员了。作家协会里为什么要有公务员，这个问题我找不到答案。宗福先在文章中写道，赵长天退休后第一天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的“养老金加补贴一共××××元”，这里宗福先用了一个类似于贾平凹发明的“”，给赵长天保留了一点隐私。不知道赵长天对待这个数字有如何的态度，但比起同样是在作协内部以公务员身份退休的人来说，自然低了一大截。但是相比于那些一辈子在工厂车间里劳作的企业工人来说，他们的养老金待遇无疑又是让人羡慕的了。

　　养老金制度的这种“多轨制”，它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识别鸿沟，产生了社会裂痕。而这种“多轨制”之所以产生，关键还是在于缺少监督的权力在制度设计时将利益向自己作了倾斜。在设计基本养老制度时，先把最肥厚的利益留给自己，然后再按照与权力的亲疏关系来分配养老福利。事业单位与政府机构几乎是水乳交融，养老金待遇自然可以优厚一点，专业作家也因此沾光，而企业单位相对较远，就可以抠掉一点，至于农民，只能靠农村集体经济来实行自我救济。在这样一种制度设计之下，其实是人人都觉得自己吃了亏，企业单位职工看着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待遇，心中不平，而事业单位职工看着公务员的待遇，同样是气不打一处来。赵长天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这种退休待遇上的不公平有点木知木觉，但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作家对此是愤愤不平的。由此也可见，这种权力自肥机制下产生的制度设计，除了让权力自己感到满意以外，是讨好不到任何人的。

　　换个角度来看，宗福先和赵长天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幸运儿。两位作家年轻时在工厂投身文学创作，凭着对文学的爱好和激情，体制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改变了身份。如果他们一生未能进入作协，那么到老都只能是企业人员，其退休待遇自然是按照企业编制来了。但还有很多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并不少，也很有读者，但由于各种原因，终其一生未能得到体制的眷顾，因此是工人的还是工人，退休时自然按照企业编制，是农民的还是农民，就根本没有退休养老金这一说了。

　　宗福先的这篇文章不长，但信息量很丰富。除了专业作家的退休养老金外，他还提到这样两件事。一是赵长天在退休时，领导找他谈话，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一心公而忘私的赵长天想了半天，提出作协办了一个少儿刊物《略知一二》，发行困难，希望领导关心一下，领导果然伸出了援手。就我所知，这本《略知一二》是上海作协将原来的一本《海上文坛》改版而来，而《海上文坛》本身就是上海作协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给作协创收而创办的一本刊物，但看来这个理想与现实有较大距离，因此在几年前利用其刊号改成了一本面向小朋友的《略知一二》，要向小朋友家长伸手揽钱了。但是看来还是没有成功，而当领导伸出援手的时候，领导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一个让我好奇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是赵长天在病重时，医院曾经提出要从香港进口一个药，100万元一针，但是自费，不能进入医保。赵长天家里所有的存款加起来都没有100万元，于是只能放弃。读到这里，我既为进口药的昂贵而惊诧，在这么高的药价后面，不知道存在着多少食利阶层，想必医院是希望赵长天用这个药的，这样他们也好从那100万元中分得利润，只可惜他们遇上的对象虽然为副局级，却是一个穷酸文人。我更为赵长天感到惋惜，如果他的官衔再高一点，这个救命的药是不是就不必自掏腰包了呢？日前新华社的一条报道说，一位退休的省级官员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这么一笔巨款，当然不是这位退休高官自己开支。看来，赵长天这样的作家，即使挤进了事业单位编制，但在达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眼里，还是属于“屌丝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