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绩效 6.7万亿理财产品成银行雷区

　　中国银行业高达6.7万亿的理财产品正在成为中国银行业案件防控的雷区，从银行兜底信托产品，到激辩信托产品刚性兑付，从支行行长频频卷入高利贷跑路丑闻，到客户经济违规销售名目繁多的PE产品，从江浙到内蒙再到上海频发的案件警报，似乎让中国银行业回到10年前的那副 光景。

　　“分支机构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12月14日，一位地方监管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几年，规模和利润驱使之下，中国银行业内控和合规建设并没有完全跟上机构扩张的步伐，而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环境催生出过度扭曲的KPI激励机制，最终使得支行行长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再次被抛出来。

　　从已经发生的多起支行行长丑闻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扰乱公众秩序、诈骗罪频频见诸报端，支行行长成为中国银行体系内控失范的一个源头。

　　8年前，震惊中外的中国银行“高山案”已让中国银行业认识到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等基层细胞单元“内部人”控制的可怕之处；之后，中国银行业进行了股改上市，内控和合规体系从无到有。2007年以来，伴随着不良率不断走低的同时，极低的案发率似乎表明中国银行业风控体系已经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但一个支行客户经理违规销售产品的丑闻已足以将一家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拖下水。

　　“我想专门强调一下，要进一步强化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风范的第一责任。外部监管难以替代银行自身的风险管理。”这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内部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连续第四个季度，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再次作出风险警示，尚多次指出，当前要进一步规范银行从业人员行为，防范员工参与民间融资引发案件风险。

　　记者通过梳理近两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诸多内控失范的典型案件，试图勾勒出支行行长权限失控、内部人控制的种种表现，进而探讨中国银行业治理模式之利弊。

　　扭曲的绩效

　　“一个股份行的支行行长年薪能冲到200万，多的还有600万的，激励多大，压力就有多大。”12月14日，江苏某大型银行人士告诉记者，过去几年，揽存和业绩考核之下，客户经理和支行行长几乎承担了链条最底端的全部竞争压力。

　　“在江浙一些地区，如果一个人一年能拉来100亿元的存款，这个支行行长的位子就可以给他。”一家当地农商行人士，江浙一带称，支行行长、民企财务总监、国企的财务处长是一个黏度非常高的圈子，圈子里的人身份常常彼此转换，支行行长往往摇身一变跳槽到企业做总经理或者财务总监，反之也不奇怪。

　　如此背景下，无论是杭州爆发特大票据诈骗案还是济南爆发的齐鲁银行票证伪造案，往往能看到银行内部人与企业财务总监沆瀣一气的身影；在揽存业绩考核之下，企业总监手中掌有支行行长最急迫获得的大额对公存款，而支行行长往往以返点诱惑企业财务总监，更有甚者，二者串通，将巨额企业财务资金转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高利贷”。

　　在商业银行绩效考评机制里面，以利润指标、成本控制、风险控制后收益指标为代表的经营类指标处于最核心的位置，2012年，银监会专门下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新的绩效考评指引明确指出，在计算风险管理类指标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考虑考评对象风险分类、识别和计量的准确性。“一旦发生案件，不仅绩效要调低，支行行长这个位子就坐不住了。从银监会的角度，希望引入风险指标倒逼银行调整扭曲的绩效考核体系，但在利益博弈之下，执行层面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正是扭曲的业绩激励机制导致基层客户经理和支行行长不断铤而走险，今年12月初爆发的总部在北京的一家股份制银行支行客户经理濮婷婷违规发售PE产品案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客户经理濮婷婷是此次中鼎财富投资中心发行的四期私募股权投资产品的关键人物，“一开始是由第三方找的濮婷婷，希望其能促成银行代销；但是濮婷婷野心更大，最终一脚踢开了第三方，单独和中鼎接上了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