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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动总是伤害我们的投资决策，可要想消除它却太难了。

　　这个星期二我收到了大学同宿舍朋友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他终于结婚了，邮件还附有照片，画面是我的同学和他的准新娘被簇拥在一大堆血红的玫瑰花里，据说他为了求婚动用了999朵玫瑰。“简直是疯了！”我和老婆异口同声地说，由于对花粉过敏，我们两个现实主义者对送花这种行为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据悉求婚仪式的999朵玫瑰以及其他费用总共用了我同学3000多块人民币，我老婆认为还不如把这换成比较时髦的车上用品比较合适。

　　说到我的同学就要提到我大学的宿舍。我经常怀疑我大学宿舍的某些因素是否不吉利，比如风水什么的，制约了我们几个同学的发育。我们六个人中有三个过了三十岁才有了一个真正的女朋友，总算有一个在三十岁以前结婚的但是在三十岁头上还离了婚。不过，这还用细说吗？先看看我们的身高和体重，我们六个人的总体重达到了450公斤，但是总身高却只有10.2米，这个阵势真希望再加上一位同类体型的老兄，我们倒没准可以在《白雪公主》之类的影片里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他们最后还是一个一个都结婚了—包括我—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个矮胖男人在这个无比庸俗的社会里得到爱情的？999朵玫瑰真的起了一定作用么？如果结婚是个具有一定随机性的决策，那么答案就是肯定的，因为玫瑰会有一定的调动女性荷尔蒙的作用，这点荷尔蒙产生的冲动已经可以把一个矮胖男人拉长，并让他看起来显得更顺眼一点了。

　　无处不在的海德先生

　　关于人在冲动和情绪平和时所做决策之间存在的差距，丹?艾瑞里和乔治?勒文斯坦在2001年曾做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他们测试的方向和我的同学有点类似，简单而言，也就是性冲动实验。实验步骤是这样的，他们召集了一些男性实验参与者，这些人都是有异性取向、年龄在十八岁以上的伯克利分校学生，每进行一个步骤的实验需要1个小时，参与者每完成一个实验步骤可以得到10美元的酬劳。

　　这个实验是在伯克利大学进行的，艾瑞里一共招募了25名学生来进行这次实验，这些志愿者的特点被描述成“与人为善、聪明并且成绩优秀”，基本上“属于在高中时期的成绩都是优等，并且会在家庭聚会上弹奏萧邦的奏鸣曲的那种男生”。

　　在实验过程里，志愿者通过阅读所提供有关色情的图片声音或者信息，从而产生性兴奋达到所谓的红色区域。而在这时候，电脑屏幕上会显示一些问题，诸如“和你憎恨的人上床快乐么？”这类问题，志愿者可以通过操作电脑键盘按钮来进行回答。然后再让这些答案和志愿者们在心情平静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回答做对比，比较它们之间的差距进而作出分析。实验者之所以只找男性，大概是因为男性在性问题上比较放得开。

　　实验的结果表明，这些来自伯克利的聪明睿智的年轻人在平静状态下，从小接受的严谨教育会使得世俗的“超我”在他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懂得尊重女性，也非常清楚不健康性行为所带来的危险后果，对于比较禁忌的性问题也持回避的态度。而在性兴奋的情况下，则情形大变，志愿者这时做出的决策容易被激情所控制，道德上的“对错”界限也会变得比较模糊。而且在兴奋状态下，人们的决策会趋于多变性，也就是说兴奋状态所表现出的决策水平并不只是把某个人平静状态表现出的决策水平同等减少或者增加，每个人在兴奋状态各有不同。而且在正常状态下，志愿者们都无法预测到自己兴奋状态的表现。

　　这一情形非常类似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1885年所写的《化身博士》里的情况。在这本维多利亚时代畅销书里，史蒂文森描述了一个叫做杰吉尔博士的人平时温良恭俭朴让，但在某种情况下他就会变成激情四射、穷凶极恶的海德先生的故事。杰吉尔博士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他无法控制恶魔附体的海德。这本小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成了很多恐怖电影的蓝本，它之所以受到欢迎，也许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心里的一个问题，或许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杰吉尔和一个海德。

　　玫瑰花也许正起到了诱惑我的同学求婚对象体内的“海德先生”的作用—当然他们的婚姻绝不是一部恐怖片，这也许应该算海德先生干的一件好事—而话题如果拉回到我们的主题—“理财”上来，如果真的像伯克利大学实验中得出的结论那样，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当然也可能如同那些优雅的优等生无法预测自己性冲动时的状态一样，而无法预测自己在被激动情绪裹挟下所做的投资决策是什么，而且这种决策有很大几率与这名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背道而驰。那么，海德先生这时候才真是显得恐怖至极，因为它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可能抓过你的一把钱随便向窗外乱扔。

　　虽然投资中的海德先生现象对于理性投资者来说，只有在投资过程中出现比较极端的情况才可能发生，但它仍然很可能是具有毁灭性的。那么我们可能通过某种手段来获得消除海德现象的机会么？简单来说还是会有一些老生常谈的技巧的，比如以下我们将要提到的。

　　不要用短期内会用到的钱来进行长期投资

　　即使公司人投资者对市场看得很准，将短期内可能用到的钱拿来投资仍是危险的，因为短期内刚性的资金流动性要求会让海德先生先在投资者的脑袋上钻一个洞。这种流动性危机—短借长贷—其实也是造成金融史上很多大银行倒闭的主要原因。投资品定期出局的压力会逼着投资者及时变现，而如果投资目标和投资者所预计的出现偏差，很多投资者就会用另外一个更冒险的决策来代替原来的冒险决策，这时候海德先生就开始占据投资者的大脑了，它通过掩饰错误而不惜代价地把错误放大。

　　这里所说到的短期，可能和一般情形内所提到的短期也不一样，一般情况下认为短期是“一年”。但是作为资本市场，连续4-5年的熊市也不是非常罕见的，所以“短期”内会用到的钱，时间要求要更长一些，大概放到5年左右才比较安全。

　　另外也不要人为制定无聊的短期投资目标，既然投资者已经决定长期投资，何必还要用短期假想目标来吓唬自己呢？有长期投资目标非常好，但短期投资目标往往让人犯错误。设立短期投资目标是让海德先生活跃开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比较流行的短期目标投资决策的代表即是设立所谓的“止损位”—这种投资策略的逻辑是，如果某只股票的价格高于某一目标就一直持有，如果低于这个目标就卖掉它—这在逻辑上根本就说不通：如果一个投资者相信长期投资，那必将认为短期市场是无法预测的，而如果相信短期市场无法预测，那设立“止损位”的投资者又怎么知道股票价格到达止损位后是下跌，而不是上涨呢？而设立所谓的“止损位”往往是以低于成本价格卖出投资股票，这种“自虐式”的投资想法竟然还有很多人支持，他们只想做海德先生的朋友而已吗？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不要只投资一只股票，即使它是最绩优股

　　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这种投资策略当然存在争议，有很多杰出的投资家都希望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但是作为个人投资者来讲，这里边的一些心理偏差会影响到期投资效果。也许一个投资者投资的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绩优股，也许那些公司报表上的业绩也都是真的。但是，投资者怎么能决定市场呢？即使是最出色的股票也存在下跌的情况。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一只杰出的股票在下跌，而整个市场在上涨，这也就是海德先生最容易出现的时候。

　　其实投资一只或者少数几只杰出股票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怕就怕投资者的情绪难以自持。

　　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小手段对于控制投资者的情绪可能也只是螳臂当车，要不然中国股票市场怎么总有那么大的换手率呢？

　　应该放手交给投资机构？

　　也许，个人投资者应该放弃自己的无聊努力，把钱交给那些投资机构，如果花点钱—用作机构投资者收取的管理费用—可以消除投资者的冲动风险，也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先让我们看看这些机构的投资者是怎么做投资决策的。一般的基金决策机构由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经理和研究部门组成。投资决策委员会是基金公司投资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它们决定基金投资的重大问题。

　　基金经理依据宏观经济、股市政策、市场趋势判断，结合基金合同、投资制度的要求提出资产配置建议；投资决策委员会审核基金经理提交的资产配置建议，并最终决定资产配置方案；投资部依据本基金的投资目标，按流程筛选出个股，由投资研究联席会议集体决定个股配置方案；投资研究联席会议审核投资组合方案，如无异议，由基金经理具体执行投资计划。

　　而研究部门会对行业和公司研究报告进行研究，把结论提供给基金经理。

　　这个组合看起来还真不错，基金经理运作的不是自己的钱，这样他们就会对投资更客观地看待，集体决策也平抑了个人决策的冲动性，海德先生似乎已经被封在了铁笼子里。但是如果哪个投资者有能力把某个市场的基金经理病例全看一遍，就可以知道这些西装笔挺的家伙在资金运作上是不是可以做到气定神闲。

　　从上投摩根投资总监孙延群，晓扬投资董事长杨骏—他是私募基金经理—都在45岁以内因病离世而赢得基金界一片叫苦声看来，基金经理们的日子也不怎么样。令基金经理们最叫苦不迭的大概就是其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基金内部设立的基金业绩考量以及很多评级机构设立的各个基金之间的成绩评比了。

　　基金经理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这些位子的确值得一保，你要知道这些基金经理的收入大概是当地人均收入的几十到上百倍—迎接各种业绩评比的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对压力的反应大概是这么个过程，首先是血压升高，身体把能量调动到每个组织器官，另一方面人体的慢性器官被置于次要位置，只有在压力小时人们的身体才会达到平衡，但长期处于压力下，人们就会始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下，从而抑制了人体的自然平衡。这也就是基金经理健康状况堪忧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尤为重要，压力会促使他们更关注短期目标，从本能来说相比长远的收益人们会更关注眼前的小利益。在伯格金融市场研究中的数据也显示，全球基金的投资组合换手率从1950年代的20%增长到了现在的100%以上。

　　由此可见，这些投资机构对海德先生的态度是，一边用集体投资决策让它从一个门出去，然后再用短期利益驱使让它从另一个门进来。这对于整个基金公司减少冲动投资决策并没有什么帮助。

　　当然，与此相反，如果把评级和评比取消会怎么样？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很难有人做这种实验，但是可以想见，如果那样，基金经理的职业操守将受到很大的考验，而且彼时这些投资人士的这一不怎么光辉的特性，应该会比海德先生还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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