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周年：从存到借再到理财的银行往事

　　今天记录下的历史，到明天已经成为传奇。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个值得银行业纪念的日子里，往常从未“同台”出现的银行业3位元老级人物，同时接受本报“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组记者的采访。他们以一种“接力棒”的形式展现了在过去30年中亲身经历的银行往事。这往事如同所有银行的发展历程一样，既有重叠的情节，又有不容复制的独特体验……

　　任志华，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三农授信部总经理，1981年进入央行，先后经历过银行所有业务；

　　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从事银行业工作，高度关注银行业的一举一动；

　　刘彦斌，北京理财规划师协会会长，2003年首次将“理财规划师”概念引入中国。

　　1978年至1988年

　　“去银行就是存钱、汇款、买国库券”

　　在现在人看来，似乎与货币有关的所有业务都能够在银行办理。但是30年前，在货币还没有被百姓充分利用的时候，银行每天为个人客户提供的业务简单而匮乏。

　　“那个时候，中国只有一家银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老百姓所有的存取款业务都要到央行下属的分支银行办理。”在谈到30年前的银行时，任志华这样表示。他同时表示，30年前，国内银行的功能非常少，有一段时间银行只能存钱、汇款。特殊时期，代卖国库券，除此之外，百姓实在不知道银行还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那会人们去银行办业务，办完业务就离开，不像现在，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有事没事到银行坐坐，看看外汇牌价，问问理财产品。除非是在发国库券的时候，银行门口很早就会排起长队。“那时个人存款的金额都不多，职工每个月平均挣30多元，有的要养活一家子人，到月底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只是到了国家卖国库券的时候，我才发现人们还是有点闲钱的。”任志华这样说。

　　驻厂信贷员成了“遛弯”的

　　1981年，任志华毕业后被分到中国人民银行张家口市支行，做了驻厂信贷员。

　　“在别人都还管着中小企业的时候，我就被分到当时张家口市最大的国有企业张家口煤矿机械厂驻厂。按当时写在厂房墙上的宣传口号，这个企业是‘产值一亿三，利税三千万。品种二十六，再争质量关’。厂子里所有银行贷款的监管工作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别人想见厂长很难，但我见他很容易。”任志华回忆道。他的这番回忆，在记者随后找到的一份资料中得到印证。

　　这是一份1982年央行制定的大中型企业驻厂信贷员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只有职工人数2000人以上、年工业总产值2000万元以上、年平均流动资金占用额1000万元以上的省市级重要企业才能够配备驻厂信贷员。

　　央行赋予驻厂信贷员的权责更是大得惊人：不仅要督促企业合理节约资金，还要对企业的供销情况、流动资金使用情况、贷款归还情况、贯彻执行财经纪律情况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向企业提出，并督促其早日解决，这些权责甚至超过了现在上市公司中监事会权责的总和。

　　但任志华当时的工作却并不繁琐。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中很多项目均未上马，老式产品的各项指标多年不变，银行贷款的使用和偿还过程都一目了然。

　　“那会，人们给银行里员工编了个顺口溜：信贷人员（驻厂）是遛弯的，计划人员（管理资金调度）是聊天的，出纳人员（点钞员）是捻边的，会计人员是画圈的，领导人员是望天的。我就是那个遛弯的，每天骑车到厂子里转一圈，每月挣30元的固定工资。”

　　现在，这五类人的工作状况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类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与日俱增。驻厂信贷员这一职位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银行授信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是把钱贷给有需求同时有能力偿还的企业。

　　银行也不再扮演“硬汉”的角色。随着央行分给各行贷款额度的提升，很多时候，为了把资金贷出去，银行必须去公关一些大型的企业，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有的时候，我们为了从一个经济情况不够好的企业中收回贷款，不得不使用善意的谎言：谎称如果企业归还贷款的话银行会继续将资金贷给他们，等资金真的回来了，我们就不放手了。”

　　1988年至1998年

　　百姓分不清银行“谁是谁”

　　1984年，央行确立了自身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地位，将原先业务中的信贷和储蓄业务剥离出来，专门成立了中国工商银行。

　　1990年，也就是任志华转到工行工作的第6个年头，刚刚从山东大学本科毕业的郭田勇被分到央行实习。

　　“当时的经济环境已经出现变化，我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去了贸易公司和电子公司，这些公司待遇高，发展空间大。相比之下，银行还没有搞商业化，银行已经不是毕业生向往的职业了。”郭田勇这样表示。

　　由于所学专业是数学系计算机编程，刚巧赶上银行要设计卫星定位，郭田勇歪打正着地进了银行。但是第一次到银行报到就“出师不利”。

　　“那天我要去央行设在烟台的分行报到，但不知道怎么走，就问了一个路人。那个人非常热情，听说我要去中国人民银行，就直接把我带到中国银行去了。在他看来，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当时央行在市场上的地位很低，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银行之间根本没有个性化服务可言。”

　　而今，中国拥有众多银行，这些银行虽然还是有很多重叠的业务，但大家都在努力区别于其他银行：无论是银行业务的创新还是银行卡功能的扩充，甚至包括为私人客户量身研制的个性化服务，银行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着自己。

　　百姓存款 银行赠送电视机

　　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延伸，各种搞活经济层出不穷。人们都意识到，与其把钱存入银行吃利息，还不如自己“下海”做生意。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银行业面临了一次“存款失血”的难题。

　　“为了稳定存款，当时很多银行搞起了争夺存款大战。”时至今日，郭田勇回忆起那时各行吸储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央行有存款利率水平的规定，但很多银行为了留住存款大搞有奖储蓄，比如百姓在银行存1000元，银行就发一张抽奖券，通过摇奖，银行给一等奖奖励一台彩电，二等奖奖励一辆自行车，三等奖奖励一台座钟。几乎所有人都能中奖。不是大家运气好，而是当时的银行流动性太紧了，必须吸收存款。”因此，当时郭田勇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百姓在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搞存款大搬家，然后赢得很多奖品。

　　“这可能是人们最早的理财意识，但央行随即发现各家银行存款很不稳定，认为银行在变相加息，就叫停了有奖储蓄。”郭田勇表示。

　　柜台降低40厘米成为服务窗口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股市的建立，银行参与资本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同时，为了满足百姓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银行除了吸储放贷外，还在思考着如何在同业竞争中拔得头筹。

　　最先发生变化的就是银行柜台高度的下降。“以前的柜台很高，大概要到一个正常成年人的胸口。客户在外面站着，柜员在里面坐着，两个人中间还隔着厚厚的玻璃，经常是里面说什么外面都听不清楚。”在回忆那会到银行办业务时的场景，任志华和郭田勇有着相似的描述。

　　记者在某银行1992年银行柜台定做说明书中看到，柜台高1.2米，宽不少于0.6米，中间配有防弹玻璃。到了1996年以后，柜台的高度降至0.8米以下，银行开始给客户设立座位，厚厚的防弹玻璃并未取消，但是为了使双方交流通畅，特地在玻璃上安装了扩音装置（时至今日，部分银行营业厅已设立全开放式柜台，客户和柜员在办理业务时沟通无障碍，彼此融洽交谈的声音不绝于耳）。

　　“货币分房”开始向银行“借钱”

　　如今，很多人将目光聚集在银行对个人第二套房贷的相关政策上，其实，在过去的9年中，中国银行业才刚刚适应了把钱贷给普通的买房者。

　　1999年1月1日，在我国沿用了多年的福利分房政策正式停止，取而代之的是货币分房制度。银行业也同其他行业一样，对员工实施货币分房，对此任志华和郭田勇都认为，实行住房货币化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很多长期背负职工福利分房负担的国有大型企业（也包括银行），得以从变革中彻底解放出来。

　　当时，各个省市对于货币分房的实施方式有所差异，但终究逃不出一次性补偿和按月计入工资补偿两类主流办法。货币分房，将百姓个人打造成为买房的主力军，面对这些“散户”，往日只和企业“团购”打交道的房地产商最先降低了身段，打起了零售大旗。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分房制度的变革还使中国银行业与很多普通老百姓之间建立起了长期的个人住房信贷关系。

　　1998年至2008年

　　“这个世纪初 没有人懂理财”

　　在郭田勇看来，目前的银行业已经进入现代金融企业阶段。衡量这一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是现在的银行能够给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同时服务水平很高。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世纪初，银行还不能满足部分先富起来的客户的理财需求。“以前银行根本没有理财产品。金融产品最早时仅仅有100多种，叫做存贷汇。有一次，我们听说美国有理财产品3万种，大家想象不出怎么会有这么多理财产品。因为那时我们连银行卡部、个人金融部都没有。”郭田勇表示。

　　最早把理财规划师这一名词引入中国的，是现年42岁、有过在投资银行工作经历的刘彦斌。

　　谈到与理财这个行业结缘，刘彦斌认为是在2003年。“当时我们投资银行在美国发现了这项业务，我就把它引到了中国。”

　　后来，理财规划成为很多中国人的职业，国家还为此出台了国家理财规划师从业标准，几乎所有在银行从事理财经理工作的员工都人手一本理财规划师的文凭，而考文凭的培训工作都是由刘彦斌创立的北京市理财规划师协会担当。

　　然而，在2003年刘彦斌决定组建中国理财规划师队伍时，却遭遇了很多人的反对。“当时我很孤独，因为多数人认为在中国个性理财走不通，可我还是认定，金融混业是发展趋势，理财规划师会被市场接纳。”刘彦斌表示。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终于，寂寞的刘彦斌“逮”到了政策的空子，在银行、券商以及房地产三大领域都没有做大理财业务的时候推出了个人财务资讯业务。2005年3月，刘彦斌正式辞去投行副总的职务，与合伙人东方华尔公司开始对国人进行理财方面的培训。

　　2005年7月1日，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台上，刘彦斌为第一批接受培训的50名学员讲课。炎热的天气、紧张的心情、40度的高烧以及一身不透气的西服，使这个在讲台上一口气讲了6个小时的中年人晕倒了。“当时大家对理财的理解没有任何概念，课程很难推进。”现在，每年大概有5万人报名参加国家理财规划师从业资格考试，而考试的内容范围多为当初刘彦斌团队的培训框架。

　　“理财市场的发展，要依托资本市场的繁荣。简单地说，就是股市做契机，牛市做催化剂，全民响应并且推动。”在刘彦斌看来，目前中国理财市场还停留在初期，“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的口号还能叫得更响亮。

　　“从没想过在网上能交水电费”

　　“在银行业改革开放30年中，最出乎我预料的是，现在的某一天里，我仅仅在网上银行的界面上轻敲几下键盘，就能够交水费、电费和电话费。”在被问及30年来银行业对百姓最突出的贡献时，如今已经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的郭田勇这样表示。

　　的确，这在很多老百姓眼中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通过办理这些业务，银行不但贴近了百姓生活，还使自身的中间业务收入得到提升。

　　“现在银行卡有很多种，那是因为老百姓对银行卡接受起来比较容易。从存折到卡，终归手中有银行出具的凭证，但是网上银行就不一样了。就在前三年，网上银行还很少有人用。现在通过网上银行汇一笔钱需要手续费2元，但是到银行现场办理业务，抛开车费不算，还要排队等待。”郭田勇表示。

　　银行的效益也在逐步上升。现在最大的收入还是存贷款收入。但是在发达国家，中间业务的收入占到银行全部收入的50%，中国这部分收入仅仅为10%左右。对此郭田勇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中间业务将成为银行业主要争抢的市场。

　　境内银行成为“真正的银行”

　　“当年，邓小平一句‘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使人们纷纷猜测真正的银行究竟是什么，现在看来，在外资银行不断参与到国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本土的银行完成了与世界银行业的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成为‘真正的银行’了。”在谈到中国银行业30年来的发展时，郭田勇这样表示。

　　而在任志华看来，虽然业内都承认“香港金融业的今天是内地金融业的明天，欧美金融业的今天是香港金融业的明天”这个说法，但目前内地很多银行业务的尖端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同时，中国银行业的总体水平也正不断提高。

　　“目前最该做的，就是控制风险。我们的优势在于实体经济多，风险容易控制。”任志华表示。在结束采访时，他留给记者的最后一句话是：“在下一个30年内，我们都希望，我们或者我们的后辈能够将中国的银行打造成世界上最棒的银行。”相信郭田勇和刘彦斌也有这么一个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