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行业反腐之路加速开启
金融反腐持续推进 银行成重灾区
5月4日晚间，华夏银行发布公告称，已收到《中共北京市纪委立案决定书》，对华夏银行副行长王耀庭的违纪问题予以立案。根据华夏银行2014年年报，王耀庭去年年薪为212万元人民币。
华夏银行副行长王耀庭被查，这是继民生银行原行长毛晓峰后的又一名全国性银行高管落马。
据了解，多名受贿上千万元的银行高管中，多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缓。刑法规定，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014年12月，银监会发文对商业银行的违规经营和违法犯罪进行全面排查和整顿，持续长达6个月。
2015年开年以来，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已有3名银行高管接受组织调查（不包括支行、分行高管），银行业反腐今年明显提速。
据媒体报道，2014年3月，中央纪委启动新一轮机构调整，纪检监察室数量增至12个，其中第四监察室负责联系金融口单位，分析认为将加速金融反腐工作的推进。
危险的政商关系
在2014年至今落马的十多名行长、董事级别的银行高管中，多为地方银行高管，涉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落马的地方高管中，半数以上为厅级官员，其中多人有在当地党政系统任职经历。2014年9月被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的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联合社主任、党委副书记（正厅级）武文元，就曾担任呼和浩特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
有分析称，地方银行高管密集落马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地方银行内部人控制的局面未能根本改变，导致高管权力过大；另一方面则和政商关系有关。
实际上，在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相继“摆脱”地方政府的管理之后，近年来以城商行为主的地方银行，成为地方政府最为主要的“钱袋子”。而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成为套在地方银行脖子上难以摆脱的桎梏，至今未能摆脱。
不少城商行等地方银行的董事长、行长等主要高管，都是由当地官员出任。如毛志刚、高志民等人均是如此。据公开信息，高志民在担任许昌银行董事长之前，曾在河南长葛市、许昌市财政局工作，2001年任许昌市城市信用社党委书记兼理事长，2007年改制为许昌市商业银行后，高志民担任首任董事长。
毛志刚长期在成都市政府系统任职。资料显示，1998年~2004年，毛志刚曾担任成都市政府副秘书长、工业投资经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成都经委副主任等多项公职，2004年担任成都银行董事长。
银行官员成反腐高危人群
在腐败已经渗透至官场的角角落落的情势下，其身份实为官员的银行管理者，在“近水楼台”处反倒没有湿鞋的，那才令人称奇。仅从近些年被媒体公开披露的案件看，银行官员已成为官场腐败的高危人群，官员腐败案发的比例大大超出其他行业。据媒体统计，仅在公开披露的几十例亿元级腐败案中，金融行业所占比例接近30%。
早些年，引发金融界震动的银行官员腐败案件有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朱小华案，有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张恩照案。其后一些年来，上至银行官员、高管，下至银行普通职员、柜员，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没有断闻。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落马之前，影响较大的银行业腐败案件就有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杨琨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案，以及曾任广发银行行长的李若虹案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案。
目前中国金融界以及银行业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管，仍然为有权机构任命的官员而非职业经理人员。因此，无论是在直接融资市场，还是在间接融资领域，银行的政策性色彩浓厚，其经营决策主要为行政主导，而非市场主导。
这是中国银行业较商业银行更易发生道德风险的根本原因。官员、而不是银行家经营银行，加之执行政策可以忽略经营业绩的压力，使得银行官员和其他行业的官员一样，把执行政策当成了寻租设阻的机会，由此放大了腐败空间，将自己置于高危。
新京报、光明网、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