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盗刘济源那些事

　　轰动一时的齐鲁银行巨额资金诈骗案，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初步定性：一起由不法分子谋划的涉及金额巨大、涉及多家银行和企业的资金诈骗大案。因案件不单单只涉及齐鲁银行，更为准确的表述是，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济源伪造金融票证盗划企业资金案。

　　公安机关截至目前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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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明，该案件涉及的存款企业有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省内外大型企业十多家；涉及的银行除齐鲁银行外，还有一些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多名企业高管、财务人员和银行员工涉案。

　　已知案情触目惊心：如同华尔街巨骗麦道夫那样，犯罪嫌疑人刘济源用了长达近10年的时间，取得银行信任、进而与其员工内外勾结作案，而十数家银行浑然不知，反而将其视为“大客户”、“座上宾”。

　　3月2日，济南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免去邱云章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郭涛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党委副书记职务；免去张苏宁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党委委员职务。本报同时获悉，某涉案的股份制银行济南分行行长和一位支行行长目前已被调离岗位。

　　章鱼刘济源

　　一位接近刘济源的人士表示，刘济源40余岁，长期浸淫在济南金融界和企业界，交际广，头脑灵活，为人处世圆滑。

　　他像个八爪章鱼，游弋于企业与银行之间，一旦被其利诱，触角吸盘就会将其拖下水。多个企业的高管、银行的高层纷纷中招。甚至有传言称，齐鲁银行案涉案总金额已高达200亿元以上。

　　本报采访得知，刘济源2001年就与齐鲁银行有业务往来，且往来资金量较大。为了达到骗取资金的目的，10年来，刘济源设立的、用于骗取和运作资金的各类公司有将近20个。

　　“这么多年刘济源的贷款好像没出现过逾期和不良，可以说是个好的大客户。”相关银行知情人士表示。

　　据知情人士透露，10年来，刘济源不仅仅在开户、存款业务上作案，还在贷款、承兑、担保等业务上作案。

　　资金掮客刘济源，通过与提供存款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为中小商业银行引来存款大户，同时，他又通过存单质押向银行贷款，为银行实现了存贷款的同步快速增长，迎合了像齐鲁银行这样的中小银行求大求快，追求高增长的欲望。

　　2010年12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接齐鲁银行报案，称在受理业务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犯罪嫌疑人刘济源也同时被抓获归案。

　　根据本报记者采访，刘济源案祸起存单质押业务。他的作案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高息为诱饵，引诱大型企业到银行开户存入大额资金，然后利用银行和存款企业管理漏洞，通过伪造金融票证向银行办理存单质押贷款，骗取银行资金；二是以高息为诱饵，引诱企业到银行开户存入资金后，通过伪造的金融票证直接盗划企业资金。

　　而最为低级却依然瞒天过海的一种方法，则是租用比邻银行的办公楼，假冒银行开设大客户工作室，诱骗企业开户存款，然后再盗划企业资金，即便是这种，也有不少企业“中了圈套”。

　　最典型的例子是刘济源通过鑫海担保做的一项中国重汽的存款和存单质押业务。山东鑫海担保是中国重汽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董事长王光西作为中国重汽集团总会计师，因牵扯到齐鲁银行一案，已于2010年12月26日突然辞职。

　　而根据中国重汽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桥箱有限公司在伪造金融票据案涉案齐鲁银行存款5亿元，该存款与伪造金融票据案有关联。

　　鑫海担保公司董事长王光西曾说，“鑫海公司将为重汽成员单位中的企业搭建起一个新的融资平台。”而这一平台曾为刘济源提供一个同企业和银行广泛接触的渠道。

　　根据涉案银行业务人员透露，刘济源在所有诈骗环节中所使用的票证、印章和合同等有真的，也有假的。

　　刘济源的作案手法甚至在东窗事发以后，仍旧让银行方面感到困惑。齐鲁银行原行长郭涛曾告诉本报记者，从齐鲁银行的账上来看都是平的。伪造票据、公章到底是真是假，每家涉案银行究竟有多少涉案资金，还有赖于警方来甄别、破案。

　　“刘济源在不少银行里人头很熟，办理业务的时候常常省略程序，一路绿灯。”知情人士表示。

　　除了为银行高息揽储之外，他还用贷款获得的资金进行各种投资，以覆盖高昂的资金成本。据知情人士透露，刘济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其投资收益就“不太好”，导致资金链紧张，从而导致后来的东窗事发。

　　存单质押“灯下黑”

　　银行拉存款的压力导致了高息揽储等违规行为的产生，高息揽储下的高利率使得企业财务人员发现有利可图而内外勾结。

　　银行和企业双方的利益结合点给予了像刘济源这样的资金掮客以可乘之机，他的种种做法都迎合了一些银行追求高业绩增长的发展冲动，也迎合了企业获得更高存款利息的需求。

　　大额存单是由商业银行发行的一种金融产品，是存款人在银行的存款证明，而大额存单质押贷款则是用大额存单向银行质押而获得银行贷款的一种金融产品。

　　大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自产生以来，一直被商业银行看作是传统的低风险业务，尤其是100%存单质押的贷款。

　　事实上，齐鲁银行在办理此类业务时，具体的业务人员和经办人员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类业务可能蕴含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像和齐鲁银行有着长达10年业务联系的刘济源这一“熟人”缺乏足够的警惕。

　　“刘济源通过假存单蒙骗银行，开始是真的，后来就造假。银行放松戒备，开始还查验，后来查验就没有那么严格了。通过多次存单质押、承兑，第一笔造假一旦被认可，以后多次质押都成了真的。”济南银行业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本报获悉，经山东银监局调查，该行内部审计部门也认为此类业务风险较低，也从未开展专门审查，致使违规问题长期得不到暴露。而之前监管部门对之进行的现场检查及普华永道所做的外部审计曾反映出该类业务可能存在隐患，但齐鲁银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大额存单质押业务，能实现存贷款规模的同时扩大，而且它贷款的风险权重还是零，不占用资本，很明显，银行和犯罪嫌疑人一拍即合。”一家商业银行主管风险的高管对本报记者表示。

　　“有些还涉及到存单的跨行质押贷款，涉案资金在多家银行、企业之间来回流转，案情非常之复杂。”上述高管还表示。

　　2010年初齐鲁银行在监管部门的督促下已制定了比较严格细致的滚动检查制度，建立了大额资金及账户管理、存款异动等预警及检查方案。山东银监局也曾经召集过三方会谈重点关注此事，但齐鲁银行一直强调此业务风险很低，且都是该行老客户，并且承诺尽快压缩此类业务。

　　最终，事实证明，长达近10年的风险漏洞，让刘济源这样老道的犯罪嫌疑人有了可乘之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基层主要负责人权力过大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可以随意要求各业务条线的人员突破制度规定、违规操作，领导指令高于制度约束，各项内控制度成为摆设，使个别关键岗位人员的道德风险及其问题长期得不到暴露和纠正，反映出齐鲁银行在用人机制、制衡约束机制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严重制约并进一步增大了监管部门及时发现风险的困难，无法及时了解具体风险的真实情况。”山东银监局局长廖平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表示。

　　他同时自我检讨：“对于一些常规业务以及传统的‘低风险’业务，也存在惯性思维，日常监管中忽视了对其风险的检查。”

　　12月7日特别监管

　　案件发生后，山东省银监局成立了案件处置领导小组，迅速开展了各种应急监管措施。案发第二天，即12月7日当天，监管机构启动了数项特别监管，这在中国银行业监管史上并不多见。

　　2010年12月7日，山东省银监局要求齐鲁银行的超额备付金由日常的20亿元增加至35亿元，备付率提高到5%以上。

　　同一天，监管部门就向齐鲁银行下达了特别监管通知书，对其确保支付、严防声誉和流动性风险等提出了要求和安排，暂停了该行的存单质押贷款业务和市场准入，督促立即开展全面风险排查；建立了存款及备付金变动情况日报制度，安排专人每日对其支付能力进行测算、分析、密切监测支付和头寸变化；安排专人进驻该行了解案情、查找发案原因、分析制度和管理漏洞，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处置；及时进行资本充足性压力测试，针对各种可能的损失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方案建议。

　　彼时，监管机构还下发监管意见书6份，分别就提取案件专项损失准备、流动性风险方案调整等进行了指导和督促。

　　12月7日，山东银监局就派人到齐鲁银行共同制定并启动了流动性风险应对方案，督促指导该行迅速进行流动性压力测试，针对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等级的风险应对措施，督促做好申请再贷款、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的各项准备。

　　元旦之后春节期间，资金需求量大、负面舆情集中爆发、存款连日大幅下降，山东银监局督导齐鲁银行调整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设置支付预警线，提前做好各项准备，严防春节前后出现支付问题。

　　后来，根据形势需要，监管部门又督促齐鲁银行将备付最高提到110亿元，备付率达到13%，最低也保持在50亿元以上。

　　据山东银监局相关人士透露，该局还督促齐鲁银行迅速压缩变现资产，增加市场融资额度，进一步压缩贷款规模，提高备付水平。

　　2011年1月出现的较为严重的问题还有同业业务壁垒问题，一些银行诱拉齐鲁银行的大额转户存款，中止与齐鲁银行的合作。1月17日，山东银监局局长廖平之专门向监管高层请求帮助协调消除同业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