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额保单注入信托 23亿美元遗产税变5亿新台币

　　孙玉婷

　　本报记者 孙玉婷 香港报道

　　2004年，台湾首富蔡万霖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留下了46亿美元的遗产。台湾媒体估算，按台湾遗产法律，若蔡万霖生前不做任何财产安排，上述资产需要缴纳高达23亿美元的遗产税。

　　可是，其家族最终只交了5亿新台币遗产税。台湾国泰人寿是蔡万霖旗下企业，台湾媒体估计，以寿险、信托业务起家的蔡或购买了数十亿新台币的巨额寿险保单，这些大额保单被放置在家族信托中，是蔡万霖将资产逐渐转移出自己名下的方式之一，最终起到节税及保护资产的目的。

　　在中国台湾及美国等地，高昂的遗产税让不少未做财产安排的富商去世后，其家族需要纳上一笔重税。以台湾为例，蔡万霖去世时，台湾对遗产税的规定为：遗产净额在60万新台币以下者征2%遗产税，60万-150万间征收4%，最高为超过1亿新台币征收50%。

　　利用大额寿险保单来进行财富传承和合法避税的方法有很多种，可直接向保险公司购买保单，将受益人转为后代；或通过信托持有保单，亦可以让信托成为保单的受益人。

　　大额保单注入“朝代信托”

　　大额保单植入信托内？一位在香港做资产筹划的叶先生向本报介绍了一个案例。

　　李军(化名)是一名在内地做生意的台商。年过45的他，膝下一女二子。大儿子在其企业里担任管理角色，年仅15岁的次子对继承家业并不感兴趣。李军计划，今后让大儿子继承家业，另将以现金支助女儿和次子。

　　李军希望通过购买大额寿险保单，一方面利用保单杠杆助其部分资产增值；另一方面，他要让自己的资产不轻易地被“第二代”挥霍掉。

　　因此，叶先生建议李军将大额保单放在一个家族信托中，家族信托为保单的受益人。他的次子和女儿为这个家族信托的受益人。

　　大额保单注入朝代信托

　　购买大额保单前，李军需要先考虑设立怎样的家族信托。经过对比，他最终选择在美国特拉华州建立一个“朝代信托”(Dynasty Trust)。这是一种无期限的信托安排，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信托资产避免遗产税方面的困扰。此外，李军希望这笔资金让其后代一直获得生活保障，不因子孙分家、离婚官司等问题而被摊薄。

　　“根据英美法传统，家庭信托一般都是有期限的，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设立类似上述‘朝代信托’的无期限信托。”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高级顾问王小刚说，这种安排虽得到信托设立地的法律认可，但能否成为趋势，为英美法国家广泛认可，有待时间检验。

　　其次，为避免后代游手好闲将信托资产挥霍一空，李军在家族信托意愿书中规定，后代不能从信托资产中领取本金，而只能在教育、就医等非常严格而有实质需要的条件下，领取信托资产所产生的收益。这就意味着，信托资产的本金部分可能永远不会过户到后代名下。

　　最后，李军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保额为300万美元的大额保单，并将保单受益人确定为家族信托基金。

　　保险公司根据李军的身体状况及年龄等条件，向李军开出了以下条件：这笔保单的保费总额约58万美元。若李军身故，一次性300万美元赔偿付将给予家族信托基金。

　　伞状永续结构

　　一旦李军身故，这个包含了大量现金资产的家族信托基金就会演变成为一个“家庭银行”。

　　李军想，比如25岁的大女儿今后需要添置物业时，这个“家庭银行”可以以一部分利息为她提供担保贷款；小儿子今后读书，甚至创办公司资金短缺时，也能提供流动现金。

　　这只是一代传承的安排。一个没有限期的朝代信托，如何永续安排后几代人的受益权？随着李家开枝散叶，300万美元可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后代吗？

　　叶先生介绍，一般情况下，李军的后代们会选择在朝代信托中继续设立信托。

　　比如，25岁的大女儿在其个人资产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可选择在父亲的家族信托基金下，再创立一个家族信托子基金，与保险公司签订一份与父亲类似的大额寿险保单，并让子基金成为保单受益人，而大女儿的后代为子基金的受益人。二儿子的做法同样如此。

　　李军设立家族信托的托管人则会在第二代身故后，继续将利息给予有需要的后代使用。

　　一代节税877万新台币

　　进行这样的规划后，台商李军家族不会一代一代地就这些现金课税。据目前台湾的遗产税和赠予税法，2009年1月23日以后发生的赠与案件，均按新税率10%计税，免税额由111万元新台币调高至220万元新台币。

　　按300万美元(约8990万新台币)计，李军若将该资产直接赠予子女，其后代需缴纳的赠予税就高达877万新台币。

　　然而，信托设立后，亦并非一劳永逸。

　　首先，大额保单类型、保险公司的选择和保单协议内容，都是投保者需谨慎考虑的。

　　例如，2008年因次贷危机爆发，境外不少保险公司濒临破产，许多大额保单被投资者赎回。年期不足的投保人，面临的亏损非常大。

　　信托条款上若对后代资金支取无要求，则可能让衣食无忧的后代成为纨绔子弟。在设置限制挥霍条款时，李军对后代的权利做了较大限制，受托人被赋予了较大权利，这也是把双刃剑：若对受托人的监管不当，则可能出现受托人不适当履行信托义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