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债困局：利率下降发行转冷 “小微”增信受困

　　在监管层警示中小企业私募债风险的同时（详见本报7月25日《证监会警示中小企业私募债违约风险》，）私募债市场也在悄然起着变化。

　　7月24日，江南阀门中小企业私募债成功发行，期限2年，发行规模5000万元，票面利率9.2%。这是温州首单中小企业私募债。而这距首批私募债发行已过去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间，首批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喧嚣已逝。一个可佐证的细节是，沪深两大交易所信息显示，前往报备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的企业数量增速明显放缓。“私募债确实已明显冷下来了，各方都没那么积极了。”7月26日，某合资投行董事汪杰表示。

　　症结在于中小企业私募债“不好卖，做的人也少了”。

　　“初期我们还愿意去买，但现在谁愿意啊。现在发债企业资质没首批好，但发行利率却比首批低，基本都是10%以下。即使考虑降息因素，也很难接受。”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出身的私募人士表示。

　　买方不热衷投资，而卖方处境也艰难。一位北京券商投行人士表示，交易所要求企业有增信措施，才会接受报备，证监会也刚预警违约风险，发行人责任很大。这样，发行人在选择企业就更为谨慎，加上项目收益不高，积极性自然消退。

　　作为开拓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私募债，似乎正在陷入困境和悖论。

　　在作为首批样板的并不差钱的“高帅富”企业推出后，余下有融资需求的企业却难以发行私募债。以温州为例，据本报记者了解，当地真正的“中小微”企业因财务不够规范，担保成问题，目前发行私募债遭遇困局。

　　“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市场化应坚持，甚至再扩大化，譬如交易所对增信的要求可以去掉。相信以后这个市场会真正放开，也会更成熟。”金元证券债券总部执行董事陈志刚称。

　　利率降低发行遇冷

　　想起首次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的经历，新丽传媒董秘徐佳仍感兴奋。

　　新丽传媒于6月18日发行私募债，期限2年，规模1亿元，票面利率仅为7%，是目前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利率最低者。

　　“公司并不缺钱，能顺利拿到银行贷款。发行人做了老板的工作，强调发私募债给未来上市带来的意义。询价时有四五家银行"抢单"，就定了7%的发行利率。”徐佳告诉记者。

　　新丽传媒是典型的券商“压箱底”的拟上市公司。作为首批发行私募债企业之一的浙江中欣化工亦是如此，当地政府推荐其发行私募债。“公司也不是很缺钱，关键是为IPO做准备。私募债48小时内就卖完了，汇添富基金、中信等机构都参与了认购。”中欣化工董秘袁少岚称。

　　但如今，机构抢着认购私募债的场面已难再现。

　　“发行利率低是核心问题所在。”前述私募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企业资质不够首批好，还要坚持低利率，发不出去是必然结果，各方都需接受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但企业也有苦衷。徐佳表示，即使发行利率低至7%，但成本仍比从银行贷款高。当然，这里没有考虑私募债资金使用更为自由，期限更长等因素。

　　增信的困境

　　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却难以像新丽传媒般幸运。

　　温州首单中小企业私募债姗姗来迟，实则在预期之外。“计划赶不上变化。”天风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李前伦坦言，公司私募债进展比预期慢，作为承销商跟企业、交易所之间的沟通都不容易。此前的6月4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与天风证券签订合作协议，在温州开展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

　　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中小企业的增信措施难以实现。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付祥隆告诉记者，上交所要求备案企业需找到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但这对中小企业并不容易。付祥隆称，促进会正在跟市政府沟通，看当地政府能否组建一个国有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发行私募债保驾护航。“如果能做到的话，发行利率也能降下一些。”

　　一位当地企业人士告诉记者，另一问题是，温州很多中小企业财务不规范，在税收上大多以最低收入额来入账，实际很多钱是在老板账上，这样会计师事务所不愿意承担风险出具审计报告，企业发行私募债也就无从谈起。

　　中欣化工董秘袁少岚还提醒，浙江中小企业互担情况普遍，这是很大的风险，假如其中有企业破产，就很麻烦。

　　“从银行贷不到款的企业想要发行私募债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企业需要规范化，有好的质地才有人买；另一方面，市场化应更彻底，允许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存在，市场才会成熟。”前述北京券商投行人士称。

　　而发行私募债的尽职调查也越趋严格。证券业协会起草的《证券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承销业务尽职调查指引》要求券商对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人展开尽职调查，包括基本情况、业务和技术情况、公司治理、公司财务、持续经营能力、私募债券以及合规及诚信情况等。

　　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对于小微企业来说，这种门槛并不低，当下还很难获得发行私募债的机会，若想使一般中小企业的发债需求得到较大满足，恐怕还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不过不管市场是看淡还是看好私募债，但它毕竟为中小企业融资开辟了新渠道，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步过程。”

　　（本报记者杨颖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