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湖南衡阳的易承芳今年54岁，1987年她随丈夫来广州一家化妆品工厂打工；22年过去，本想明年就可退休的她，却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在广州领取养老金。广州市社保部门告诉她，缴费未满15年,不能办理退休，即便续缴其余几年的费用也不可以，只能选择退保，领回个人账户内缴纳的资金和利息。

    拿上这点几乎微不足道的钱，已经“做不动了”的易承芳无论是继续在广州生活还是回到湖南养老，“老有所养”对于她都是一个遥远而飘渺的理想。

    表面上看，易承芳的问题似乎是地方社保政策缺乏人性化的问题，其实不然。按广州市规定，外来务工者必须在广州连续缴满15年社会保险，而且必须是在退休以前缴满15年，才可能在当地领取养老金。否则只能退保，领取其个人账户部分的金额后走人，而剩下的企业统筹部分则会继续留在流入地。易承芳甚至连个人独力缴满其余年份金额的选择都不被允许，只能黯然离去，这其实是流入地对外来工劳动剩余价值的盘剥。

    还有另外一层盘剥，就是流入地对流出地的盘剥，或者说负担转嫁。易承芳固然有回到湖南老家的选择，但按现行养老转移办法，转保只要求转个人账户的那部分，那流出地自然会存在“倒贴”的可能，因为流出地将承担加上社会统筹资金计算出来的退休金。即便这一部分由打工者易承芳本人承担，流出地的积极性也并不高。

    长期以来，此种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剥夺一直存在，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当看到一些劳工大省屈着手指头盘算打工者每年能带回多少收入时，我每每会想到那些输出地区日渐凋敝的乡村和缺乏活力的城市。尽管流动和迁徙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没人能否认其带给输出地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大家津津乐道的发达国家的流动自由也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单向流动。

    本来，社会保障就是起到一些尽可能的辅助作用，把劳动者在精力健壮时积存下来的价值，在加上企业和社会支付的一部分价值后转移到劳动者年老力衰时取用。然而，这样美好的制度设计被现存的政区分割、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可耻地扭曲。养老保险变身活期存款，意味着劳动者依然是凭借一己之力在为自己的未来买单，而其所服务的企业和社会却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放弃了。

    短期内，国内不同人群、不同区域的社保差别仍将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无所作为。今年4月3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的社保改革计划书，其中农民工、城镇职工、农民为三个群体，分别拥有独立的社保体系。该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这一计划的最终目标仍是缩小乃至消弭不同群体间的社保待遇差别。

    相信随着这些努力，那些曾经和正在为中国崛起付出艰辛努力的打工者群体能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养老环境。第一代农民工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都会面临易承芳那样的难题。如何让易承芳们不要“猴子捞月一场空”，是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