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彩礼失衡的性别与“农村剩男”的第三种选择

　　韩浩(化名)拎着一桶水，准备冲洗自己满是尘土的车。橡胶桶破旧不堪，还没发力，桶底就穿了个窟窿，水洒了一地。

　　去年年初，没钱结婚还不愿再相亲的韩浩，因为婚姻问题与家人“反目成仇”。正月初五，他收拾家当、背起行囊，打算远走广东佛山，一个离家1700公里的地方。即便那时，还有人过来指着他后背冷嘲热讽，说“别又竹篮打水一场空”。仿佛，就和眼前的场景一样。

　　不知何时起，韩浩的家乡，成了媒体报道中全国彩礼钱最高的地区之一：这个位于河南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与近年来“光棍村”层出不穷的甘肃、陕西等地部分地区一样，适婚女孩越来越少，彩礼水涨船高，“农村剩男现象”高发；幸运娶到媳妇的，又往往难免“因婚返贫”。

　　最近，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的一份关于中国农村的调查报告在网上热传。蒋高明举例直言，“低俗的攀比之风，直接造成了婚事费用越来越高”，拿“见面礼”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为1007元，寓意“千里挑妻”；到20世纪末就变成了10001元(万里挑一)，翻了10倍；现在干脆上升到30003元，美其名曰“三生有缘”，男方拿不出，女方可能扭头就走。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学者，也曾与媒体共同对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行历时半年的全景调查，同样指出了这个令人警醒的现象。

　　中秋将至。月圆夜，团圆时，望眼欲穿的“剩男”父母，总能在别人家婚庆鞭炮的硝烟里，闻出点酸溜溜的味道。

　　然而，让村里人跌破眼镜的是，一个月前从佛山返乡的韩浩，不但买了车、开了店，还带回了一位在网上结识的南方媳妇。

　　韩浩说，眼光放到外面的世界，就会发现“礼俗”只是个套，原来婚姻的选择不止一种。

　　被挟持的婚姻

　　15万元——这是在韩浩的家乡镇上，建有2层房、女方同意的前提下，一个待娶妻的家庭需要筹备的基本婚事费用。韩浩说，结婚花销涨得比县城的房价还快。

　　甚至有的农村还会在媒人的操作下，将姻缘待价而沽，如同市肆。以至于谁家娶了媳妇，旁人会问一句：

　　“多少钱‘买’的？”

　　这股“涨价风”，今已吹遍农村。韩浩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兄弟二人高中毕业后就都开始“自己顾自己”。村里的农民若不外出打工，存不了几个钱。

　　截至2014年底，河南省还有53个贫困县、576万贫困人口。预计目标是在2019年前，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韩浩的家乡县里，总人口约100万人，目前尚有4.5万贫困人口。

　　韩浩的母亲搬来凳子，掰着手指来算账：

　　现在村里结婚“三金三小”，“三金”包括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三小”就是小车、小别墅、小婆婆。

　　而再小的“小别墅”，即简单设计的2层房，也需小几十万元，加上彩礼、婚礼费用等，总数高达50万元左右，许多家庭负债累累。韩母娘家村里，一位小伙子在上个月自缢。原因竟然是，还剩10余万元彩礼实在凑不出……

　　据该县人民政府网，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287.4元。

　　50万元，需要一位农民不吃不喝积累整整60年。

　　“三金三小”和“彩礼”这些词，在过去几年把韩浩的耳朵听出了老茧。哥哥结婚后，韩家已经无以为继，父母一边千方百计给老二成家，一边却不抱任何希望。每次相亲后，媒人都让韩浩“等电话通知”，结果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更不能理解的是，只要哪个村把彩礼价格提高，周围地带的人也得一边抱怨一边“跟着抬”，苦不堪言。

　　镇党委副书记把这一现象解释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可能是全国农村的普遍情况。原因是，与城市越来越流行单身不一样，结婚是农村地区“刚需”的这条定理丝毫没有动摇过，而几十年来人口政策下，农村男多女少的实际失衡状况，造成了“供求关系”的紧张。

　　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而今，80后这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

　　在这种紧张局面下，爱情少了几分含情脉脉，开始遵循“市场规律”。

　　“哪家要多少彩礼，哪家出得起彩礼，媒婆们的账上清清楚楚。”韩浩记得第一次相亲的时候，还没见面，媒婆就“开价”了：相貌不同、学历不同，彩礼价格都不一样。比如，本科毕业的，彩礼至少要14、15万元，“就像买东西一样……”

　　婚姻被定价，贫富差距也就见了分晓。有些外出打工发展较好的家庭，十几年财富积攒下来也相当可观。每到年关，这些家庭总会有媒婆进进出出，有的一天里就有4、5位来说媒的，好不热闹。

　　60岁的吕志秦在县城开电动小三轮，提到彩礼，他拍了拍车把手说：“亏儿子结婚早，2003年只花了1万多元，要搁现在办，棺材都要卖了来凑钱！”

　　而像韩浩这样家境不富裕的“双男户”，无一不是借钱付彩礼，再分期偿还。

　　“剩男”家庭的苦恼

　　“剩男”，在农村并没有标准的年龄界限。

　　1991年出生的韩浩自称是“剩男”，韩浩的母亲也说自己的孩子都是“拖后腿”的。参照的标准是，镇里有条件的同龄人大多在20岁就已定了亲事。

　　在子嗣观念强大的中国农村，几乎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韩浩家乡县里常住人口中，2000年0-4岁性别比例为137.1，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同时就约有137个男孩降生。这个时期出生的小孩，在十几年、二十年后将成为婚姻的主角，也就意味着到时候，将有约27%的男性需要走出县域寻找对象，或者只能单身。

　　去年9月，该县召开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部门联席会议。会上明确提出了“严历打击拐卖、遗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各医疗机构的监管，特别是B超及其从业人员的管理、引流产药物的进出管理和引流产手术的审批通报制度落实”，“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新型生育理念，开展各种各样的关爱女孩活动”，等等。

　　在韩浩所在的村里，“剩男”的普遍学历不高、经济情况也差，很多高中没毕业就去了外地务工或者做生意。

　　王科邮的儿子18岁就开始找对象，7年过去了仍没有结果。现在，王家对女方已经没有任何要求，甚至“有些残疾都没问题”。

　　许金银30岁的儿子至今单身，原因是“留村里的没几个女孩”，很多都嫁了出去。她们宁愿在大城市当服务员、保洁员、保姆，也不愿再留在村里。

　　这是“剩男”们最大的苦恼。而那些“砸锅卖铁也凑不出彩礼钱”的，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竟想到了冒着风险“低价买洋媳妇”，这可能是他们避免成为光棍的最后路径了。

　　在韩浩家乡县城，早几年不时能见到些“洋媳妇”。韩浩前几年学汽修，在家乡市里跑了好几个县，都看到过。

　　事实上，不少北方的村庄也有。这些“洋媳妇”，有缅甸的、老挝的、柬埔寨的……以越南的居多。金钱成本虽小，但随时都要看着，生怕跑掉。2014年11月，北方某市就发生了多起越南新娘集体出逃事件。后来警方介入了，“新娘”飞走了，留下了再也无力组建家庭的光棍和单亲孩子。

　　眼下，韩浩家乡县里基本瞧不见“洋媳妇”了，但“外省媳妇”开始多起来。韩浩甚至听闻有人从偏远山区“买媳妇”，有的女子连身份证都没有。

　　然而，“买媳妇”毕竟不合法。对于一般家庭，为了“明媒正娶”，通常的现实做法是举家外出务工.

　　“剩男们”最烦恼的是，到了年龄没结婚，走出家门都不敢抬头。

　　孩子的婚事成了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大事，有的家庭的父母会“腾出一个人来”，专职为儿子找对象。家境不贫困的，也在想方设法为孩子的婚姻增加“筹码”，去县城买房、买车，即使这些到最后都可能住不上、开不着。

　　韩浩说村里“找媳妇”的阵势，就是“全民总动员”。

　　难以想象的变化

　　韩浩现在是位说着一口“广东腔”普通话的河南青年。在佛山进过车间、修车厂，练过小摊乃至帮人刷过墙漆的他，如今被人看来是“衣锦还乡”.

　　开着一间商铺，买了十几万元的小车，还不花一分钱娶到了广东媳妇的他，马上成为村里“剩男”羡慕的对象。而所有这些，都源自于他去年年初的那次出走。

　　韩浩的话里，掩盖不住对“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的感恩。

　　在村里，一家有女百家求，连90后男青年都像“被挑剩的商品”，可在外面的城市，同样是农村出身的男男女女，对家庭经济背景却有意识地“降低要求”，更追求志同道合。

　　虽然在农村，多数还是以相亲解决婚姻问题，但不能忽视的是，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青年外出交际，逐渐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农村婚恋观”。

　　韩浩说，大规模外出的年轻人，没准不久就将会把乡里的“恶俗”给彻底改变掉。像在以往，村里适婚年轻人“看姑娘”的场所，无非是集市、庙会，问完基本情况，回家后只能找人去说媒。

　　但现在，过年前的半个月里，返乡的年轻人不再喜欢去集市凑热闹。取而代之的是“手机不离身”，从早到晚地刷屏，跟远方的网友，或者就是近在同乡的男女朋友，畅快聊天。

　　像韩浩一样，从外头带媳妇回来的年轻人，近年开始增多。村里来自外省的媳妇，也大多是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然后在城市邂逅，恋爱、结婚、生子。

　　不但兴趣相近、性格相投，更重要的是，包括彩礼在内的结婚费用能够大幅降低。

　　这个变化对于老一辈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韩浩说，农村人一旦进城打工，婚恋观念就会变。和他一同外出的几位高中同学，现在都找到了外省的女朋友，只要条件成熟就可以结婚，根本不要四处凑高额的彩礼钱。

　　这些婚恋观已改变的90后，把追求婚恋对象的眼界范围扩大了，还把结婚时间也往后推迟。和其他人“找个同乡的，早点结婚过日子”相比，他们更注重爱情、生活情趣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而在农村，很多女青年相亲会挑彩礼、住房等，男青年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脱贫即脱单”，但勉强结了婚后又时常会发现，自己的视野和追求越来越窄小，人生早早定型，生活仍旧落入上一代甚至上上代的窠臼。

　　“现在，婚姻只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小部分。”韩浩说，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些旧风俗，也该一天天渐行渐远吧。

　　【记者手记】

　　移风易俗，不仅仅是“旧俗”

　　从2005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带领一批批研究生，一直在自己的家乡，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蒋家庄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期间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就提到了“农村高彩礼婚姻”。

　　时下，在中国某些农村，简单鉴别某位成年男性脱贫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看他能否成家。这与近年来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下，日渐渗透到农村的“恶俗”——不断水涨船高的彩礼，有着直接的关联。

　　越来越被关注的农村“剩男”群体，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在性别结构失衡和天价彩礼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基础的暂时缺失，让他们被迫游离在婚姻之外。

　　因此要讲“移风易俗”，在农村范围内不仅仅是移去“旧俗”，新时代滋生的“新俗”同样亟需关注。

　　“因婚返贫”、“买媳妇”、“互联网交际”，记者探访的这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剩男”婚姻呈现三种现象。而三种现象的交织，折射出我国农村一些基本情况，既反映了经济发展，也将农村转型中的部分问题显露无余。

　　可喜的是，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的婚恋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选择自由。“恶俗”在逼迫农村青年把眼光投向外面世界的同时，无形中也扩充了他们的眼界。

　　步入婚姻大军中的90后农村新“剩男”，从囿于传统思想到互联网时代有了新选择，婚恋观正在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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