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直批评金融机构，说它们嫌贫爱富，歧视小微企业。但这对银行不太公平。”8月20日，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第62期“经济每月谈”上，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中和农信公司总顾问段应碧说道。
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力量，小微企业在活跃经济和市场，特别是解决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阻碍其发展的融资难仍然是老大难问题。这突出表现在融资难、融资贵两个方面。
小贷公司和小微企业的无奈
融资难，在于小微企业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困难。段应碧表示，这在于银行有自己的规矩，也有自己的难处。既要考虑贷款的安全性，同时还要考虑贷款的收益性。
“小微企业的特点就是单笔贷款的额度小，财务信息标准不规范，又缺乏合格的抵押物，因此大型商业银行为小型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运营成本就高，外债风险大。”
认识到这些，国家也相继出台很多政策，解决这一国际性难题。小微企业贷款困难的问题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却有所缓解。段应碧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毕竟首先要帮助小微企业能够得到贷款，在此基础上再解决融资贵的问题。
最近在贵州调研时，段应碧发现，从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比从银行借贷方便得多，但就是借贷成本有点高，要不然根本就没钱赚。可是小贷公司也很无奈。运营成本难以降低，特别是近年来人员工资和房租等成本上涨较快。
除此以外，由于小贷公司的自有资金有限，即使有些也能够融点资金，由于自身的融资杠杆比例偏低，投资利润不高，因此给小微企业降息有限。
对此段应碧深有体会。现年74岁的段应碧，原先担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一直在国家的决策部门从事农村政策研究工作。从行政岗位退休后，2006年，段应碧开始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致力于小额信贷工作。
农户小额贷款成本高
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于1989年3月，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管，是对海内外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近年来，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在为贫困农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贫困农户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比小微企业更大。
从1996年起，中国扶贫基金会就开始在农村贫困地区实施小额信贷项目。所有发放的农户贷款都无需抵押，也不要求工职人员担保。采取上门服务，农户逐步出村，在提出申请三天以内就可以获得贷款。
20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小额贷款部独立成为中国农信公司，实现小额贷款机构的专业化和企业化的管理。2014年1月至7月，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向13.7万农户发放贷款14.7亿元，平均单笔贷款10068元。
这为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但是，如今面临的困难是，还没有解决农户贷款贵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运营成本高，一个是融资成本高。
与小微企业贷款相比，农户的贷款额度更小，财务信息更不规范，因此运营成本就高。段应碧举例说，一个县要搞信贷，到农户家按照规程，至少要去家里跑13次，有时还款要还8次。中间还要考核几次，一个人管300~400个客户，一家跑十几次。“我这个机构也要负担成本，要不然就没法运行了。”
源头上降低金融机构综合成本
除此以外，扶贫基金会的贷款本金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的批发贷款。融资成本也不低。“尽管商业银行很支持，但是加上担保，基本还是8%以上利率。现在运营成本超过10%下不来。名义上，给农户的贷款是13.4%的利率，但是实际上是20%左右。因为农户从第三个月开始还款。”段应碧说。
这么高的利率，农民愿意吗？段应碧说，农民很愿意。一是，正规机构拿不到贷款；二是，毕竟还是有利润的。不贷款的话，连这个利润都没有了。
即使利率高，也得被迫接受。比如，给农户提供平均一万元钱的贷款，做养猪、养鸡这些事，除了还本付息以外，他们还能月赚6000元钱；三是，扶贫基金会的服务好，都给农民送到家里。
不过，即使利率高到20%，中国扶贫基金会仍然没有赚钱。去年整个利润率不到1.4%。“我做这个事（给农民这么高的利率）心里有点难受，实在说不过去。可是我也没赚钱，也没利润，（成本）实在降不下来。”段应碧说。成本高是主要原因。
事实上，要想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要想方设法降低为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的综合成本，包括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
段应碧认为，首先，降低小微企业金融结构的准入，建立多层次小微金融服务体系。“只有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多了，市场竞争加强了，才能提高小微企业机构的运营效益，降低运营成本。”
其次，放宽小贷公司的融资杠杆比例，提高小贷公司的投资回报能力，加大小贷公司的降息空间。除此以外，还要为小贷机构减免税收，降低小贷机构的运营成本。利用财政资金为小贷机构融资提供支持，降低小贷机构的融资成本。
但段应碧认为，更进一步的有效方法是，向国家银行发金融债券，成立一只基金。“限制单笔贷款额度，限制利率，便宜贷给金融机构，保证其有钱可赚，自然就会降低小额贷款难和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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