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发布的金融国十条，把民营银行的梦想照进现实。近期，各地民营资本纷纷递交申报设立民营银行的材料。
民资进入金融业尤其是民营银行开闸，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中央政府为了打破金融垄断和金融抑制而采取的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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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大量的信贷资金便只能在金融体系内循环，追逐高杠杆、高风险的影子银行产品，或投向低效的产能过剩领域和政府项目。
尝试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一方面可引进民资打破金融垄断，动员社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实现稳增长目标；另一方面通过“风险自担”机制体制的约束，按照自由准入原则，将实现金融机构政企分开，并将风险局限在民营资本层面。
同时，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打破了民营银行发展的另一制度性障碍。
可以预见，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金融业的时代已经到来。
开闸在即?
太阳照进来了吗？或许是。
7月中旬，温商联合投资中心总经理吕卫国频繁出差北京，作为温州民资申办银行的牵头人之一，吕卫国的北京之行显得踌躇满志。
和吕一样，来自浙江、西安、重庆等地的相关人士，也开始“跑部进京”，打探信息、递交申报资料，不亦乐乎。
“银监会接到的申报资料太多了，我这里也不停接到咨询电话。”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原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早在十年前，民营银行就尝试过第一次破题，当时对于民营银行的研究和设计方案已在学术界形成许多共识，也得到了当时监管层面的一定认可。
但由于各种原因，民营银行一直没有大规模发展起来。
这一次，国务院7月5日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下称“金融国十条”）让民企看到了创办民营银行的曙光。
梦想照进现实
“民营企业积极性很高。”谈起近期“金融国十条”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徐滇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监管机构将批准一批民营银行，大致从全国30多个省市批复50-100家民营银行。
但本刊记者也同时从银监会知情人士处获悉另一种说法，即此次国家重提民营银行开闸是应温州金改的民间呼吁，只会少量批几家试点。
不过，这其中，并不包含小额贷款公司。
“提出小贷公司3年后可以转成村镇银行，这是原则性错误。因为小贷公司归工商局管，不是金融机构，没有纳入金融监管。基本属于拿自己的钱放贷，允许利率高一点，但是风险很大，一旦出了事，丢一笔少一笔。”徐滇庆转引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前行长尤努斯的话说：“小额贷款要生存下去，很难摆脱高利贷的归属，因为成本太高，损失太大。”
这让那些跃跃欲试、始终没有参与到金融领域的民营企业看到了希望。
作为温州民资申办银行的牵头人之一的吕卫国，近期来北京出差变得频繁起来。这正是发生在国务院提出放开民营银行创办的消息之后。
事实上，在温州金改试验区批复之初，吕卫国便联合了全国各地10家温州商会，筹资50亿元，向温州市金融办递交了创办温商银行的方案。
“我们原来想，趁着温州金改试验区的政策红利，将温商的资源整合起来，在温州筹建一个由温商控股的商业银行，这对推动温州实体经济的发展会有好处。”吕卫国称。
报告写上去了，跟金融办也对接了，但忙活了一年多，一直没结果。
如今，民营银行政策东风又起，吕卫国也再次向温州市金融办递交了创办申请。
“尽管国务院和银监会都已明确支持态度，但还没有正式的细则出台，我们的方案还不能细化。不过资金、人员、章程等准备工作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开始。”吕卫国说，最初申报期间，包括金融办在内的一些部门，建议考虑先成立一个村镇银行再转成民营银行，或者考虑先收购一些银行的股权，但这两种办法都不尽如人意。
在吕卫国看来，村镇银行的设立一定要有正规金融机构的持股才可以,而参股其他银行往往股权比例过小，最多不能超过10%，这对民企来讲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这两种方式都不感兴趣。“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允许民营企业成立独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全部出资都由民间资本完成。”
在温州，一直面临“两多两难”问题：“两多”是民间资金多、中小微企业多，“两难”是投资难、融资难。结合温州的具体情况，温商主导的民营银行主要立足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来开展业务。
早在2001年，温商就曾有意向浙江银监局申报组建建华银行，并在2006年、2010年和2012年，三次提出建立民营银行的建议，但均未获批。
温州金改以来，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的活跃度持续高涨。温州银监分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温州市辖内地方法人银行已累计吸收民间资本投资总额97.13亿元。
吕卫国介绍，在温州，除了回归的温商以外，回归的华侨也在积极筹建之中。“都期盼着能以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打破银行业的格局，希望能真正实现以纯民资直接发起设立一家新银行。”
不仅仅是温州企业，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曾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对银行业进行改革，建立民营银行，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
这几年，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不断尝试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尽管并没有获取银行牌照，但是从小额贷款到余额宝理财服务，马云正不断向传统银行发起挑战。
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更是明确表态，除了力帆这个金字招牌，有生之年希望再打造一块民营银行招牌。“我深深感受到，民营金融的好日子要来临了。”
新型民营银行
说起民营银行，国内并不少见，民生银行就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如华夏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等也有大量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一开始都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但慢慢地都逐渐向国有银行靠拢。”徐滇庆认为，这是因为这些银行大多是依托着某种政府部门的背景，自上而下组建起来的。从内部激励机制、到领导层的任命标准和程序，几乎都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复制品。
由全国工商联挑头组建的民生银行，起初的章程和制度都设计得比较好，但由于其行长以及各地分行、支行负责人都是由政府任命，且在民生银行中还有政府股份，因而很快走向国有银行的行为方式。
“而真正的民营银行，应该遵循金融服务业的自由准入原则，自下而上组建完全民营的银行，彻底实现政企分开。”徐滇庆强调。
据其透露，目前监管当局正在接收各个企业的申办方案，而规范的申办报告应该具备四要素，即银行的章程和股本结构、风险防范措施、可行性分析报告以及退出机制。在文件资料通过后，申办银行还要通过央行的实地调研和审查才能获得营业执照。
银监会一位相关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指出，在目前尚未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前提下，所有试点机构要对股东资质、从业经验、信用记录等方面有严格要求。
央行研究局局长纪志宏近日撰文指出，当前已基本具备开展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银行试点的条件，宜按照“开放准入、严格监管、试点先行、有序推进”的总体思路，选择民间资本发达地区启动民营银行试点。
温州另一位筹备民营银行的金融人士杨嘉兴表示，从几年前开始筹备到如今的方案，随着金融环境不断变化，创办民营银行的具体思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最初想做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全国性的民营银行，如今想先注册一个资金小一些、区域性的银行，然后再慢慢做大。”杨嘉兴说。
徐滇庆告诉记者，监管当局对此次审批通过的民营银行不会设定类似于社区银行等具体定位，由其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自行发展。
“在存款利率没有放开的前提下，如何吸收存款要看他们自己的本事。”徐滇庆提到，“台州两家民营银行（泰隆商业银行和台州银行）占有当地居民全部存款的70%，两家银行基本上没有国有资本。浙江、福建均有这样的民营银行存在。”
年报显示，泰隆商业银行2012年底的存款余额达到448亿元；台州银行2012年底的存款余额更是达到579亿元。
此外，之所以一次性批准50-100家的数量，是考虑到在民营银行试点初期，数量控制不是重点，质量才是保证成功的关键。
一方面，在每个地区内，类似的金融机构必须要有两家以上，防止业务垄断。民营银行发展初期虽不可能具有垄断性，但要在审批阶段就考虑到未来有可能在民营银行之间形成的竞争格局。
另一方面，要配合严格的退出机制，如果批的太少，一旦都不合格，都关掉，就失去了试点的意义。宽进一些，不合格的关掉一部分，剩下的试点还可以继续下去。
“实行淘汰制，才能真正建立竞争机制。中国的银行，不缺数量，缺的是结构，缺草根金融。现在要试的是退出法规管不管用。”徐滇庆提到，民营银行试点成功的标准是，在试点过程中能够把一些不合格的民营银行关掉，而不影响地区和全局金融稳定，那就成功了。
等待存款保险制度
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失，再加上对于关联交易风险的担忧，国务院对民营银行的创办特意提出要“风险自担”。
十年前，关联交易骗局的爆发是当时民营银行试点戛然而止的原因之一。
2003年，刚完成增资扩股的成都商业银行违规票据业务曝光。该行与新股东方正集团相关联的两项票据贴现高达近10亿元，占成商行净资产的90%以上。
另外，当时民间资本大鳄纷纷借银行暗渡陈仓，德隆系一度暗中控股昆明市商业银行、株洲市商业银行，参股南昌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而德隆系的倒塌也使得当年民营银行梦化为泡影。
纪志宏认为，从国际经验看，目前尽管多数国家对银行业都坚持审慎监管，但审慎监管的核心并不在于过度限制准入，更不是对不同出资人设置歧视性准入门槛，关键是完善资本金约束并对关联交易进行规制。
徐滇庆透露，有关“风险自担”的方案早在十年前就已成型，即所有新办的民营银行必须有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股东必须要有8%的自有资金充当一级资本。
举例来说，一家资金为100亿元的民营银行，发起股东要自己先拿出来8亿元资本，然后才能从社会再吸收92亿元的存款，总资产达到100亿元。当这家民营银行不良贷款达到总资产的5%时，就给予黄牌警告。达到7%时就红牌罚下，让它关门，还剩1%的资本拿来做清算。
“这个事情我们也理解。毕竟是自己的事情，当然风险要自己承担。但问题是，银行是个特殊行业，需要靠存款来开展业务。如果风险自负的话，老百姓还敢存到我的银行吗？”吕卫国提出了疑惑。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建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退出法规如何设计，集中体现了政府在其中的角色。
“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过去几年的金融危机中，都有小银行倒闭的例子。”他提到，有存款保障的部分按照规定章程来做，超过存款保障的部分政府是不兜底的。
从这个角度分析，未来的民营银行一旦出事，政府将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来平衡民营和国有银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这需要提前界定好政府的责任。
“如果国内在还没有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前提下，先把民营资本推出来，可能程序是反了。”陈建奇补充说。存款保险制度对缓解银行经营风险、弥补监管力量不足具有作用。
存款保险制度已经讨论经年。据了解，目前存款保险制度设计虽在一些细节上还有分歧，但总体方案已较为成熟。并且，央行相关负责人也一再表态，将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
虽然不限定业务规模，但成立初期的民营银行需要从服务社区做起，美国社区银行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
难以复制的民生银行
“民营银行成长道路可能很坎坷，几乎没有范本可言。”当人们寄希望于从中国现有银行体系中寻找可鉴之处时，民生银行战略层面一位人士坦言。
7月初，国务院发布“金融国十条”正式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后，被誉为“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民生银行及其发展模式，顿时被市场高度关注。
从1996年成立时13.8亿元资本金，发展到如今资产规模超3.2万亿元；从2000年以前年净利润不足0.4亿元到2012年的375.63亿元，民生银行确实走过了令人刮目相看的17年，也证明了民资能够办好银行的事实。
但民生银行对未来获批的民营银行有多大借鉴意义，各方莫衷一是。有观点认为，民生银行是特殊时期的产物，目前的金融环境下已经不可能再造一个民生。
特殊的民生
民生银行的成立要追溯至1993年，经叔平在任全国工商联主席的年代。
当年11月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一些民营企业向经叔平建议，能否由他们发起设立一家银行以缓解当时融资难、贷款难的燃眉之急。随后，经叔平以全国工商联名义向国务院提交申请，在1995年获得批准后，由经叔平负责筹备，开启了民营金融的一段冒险之旅。
一直以来，银行业对民资入驻普遍心存疑虑，唯恐其以关联交易、资产挪用来掏空银行、造成风险。因而按照当年央行规定，参股资金须为企业自有资金，杜绝用借款和贷款充当。
1996年1月，民生银行以59家单位作为发起人募集股本，总股本金13.8亿元中85%源于民营企业，从此被定义为民营银行性质。
有专家认为，当下已很难再复制这一发起模式，以民营企业出资入股来全新组建一家银行的可能性不大。更多的应由村镇银行或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等，通过股权调整转为民营银行。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在今年全国两会提案中，就建议以多种渠道设立民营银行。
他说，针对全国144家城商行和212家农商行，地方政府和政府平台的投资应全面退出，以相应的股权和控制权对当地最优秀的民营企业委以重任，切断地方政府对地方性银行的行政干预，从而将其改造成民营银行。
在董文标看来，现有的10家全国性国有控股股份制中型银行，也应推进民营化方案。并且，争取以五年时间实现民营银行在中国商业银行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挑起推进经济发展的大梁。
“尽管我们也建议全国工商联牵头实行名单制，支持优秀民营企业发起建立区域性、特色性银行，但实施起来并不简单。”前述民生人士称。让实体企业家跨界做金融并非易事，风险极易累积，特别是在目前中国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下更非首选。
民生银行就走过一段风险丛生的弯路。
成立之初，鉴于自己的出身，服务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成为其战略定位，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亚洲金融危机突袭上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风控能力普遍较差，中小企业更是生存艰难，而高科技企业则属于初生阶段。在民生银行还未具备足够资本实力时，很快便遭遇发展减速、资产质量下降的窘境。
截至1999年末，民生银行资产规模不足400亿元，不良率却高达8.72%，为了提取足够的贷款损失准备金，资本金从成立之初的13.8亿元骤减至8亿元。
“不但没有发挥民营银行的优势，还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大战中。”前述民生人士回忆。
早年，民生银行董事会就以经营不力为由，四年内罢黜了两任行长。直到2000年4月第二届董事会聘任董文标为行长，经营颓势得到一定扭转，其高管“走马灯”才有所平息。
艰难的内部治理
另一需要谨慎之处，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
有学者表示，民营银行概念主要取决于治理结构，看其能否真正发挥民营企业作为股东尤其是董事会成员的治理权，是衡量“民营”与否的关键。
“从这点上说，民生银行不能算真正意义的民营银行。”专家表示，“股东实际上处于弱势地位，董事会内讧不断。但决定者，眼下是几乎掌权十三年的董文标，‘内部人控制’的痕迹比较明显。而且民生银行高层人士的任免不在股东大会，而在于政府。”实际上“民生董事会连推翻选举的权利都没有”。
民生银行实质上已受制于管理团队。且关键在于，眼下董事长一职仅享有职业经理人的待遇而不持有股份，仅以几百万元年薪来为各大股东每年谋得数千万元、数亿元资产增值，其个人价值很难真正与民生银行的长远利益切实捆绑。专家指出，民生银行现有的风险点一部分就源自于此。
因而，未来民营银行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应优先得到考虑，尽量参考国际银行业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水平，首先防止“内部人控制”。对此，民营银行可以从国内各大股份制银行的分行入手，以相对较高的激励机制来获得优秀管理人才。
前述民生人士谏言，管理团队尤其关键决策团队中，必定需要一位来自政府的退休高官，作为独立第三方来调节和制衡各方力量。通常，董事会各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均为民营企业家，各自难以服众，但却往往会对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充满敬意。
除此以外，董事会内部最难防范的潜在风险之一，还包括关联交易。
早年，民生银行的一些董事会企业总有“我投资的银行就该给我贷款”的想法，甚至要求经叔平把某个分行“拿给我做”，对行规知之甚少。因而，在民生银行2006年关联贷款最严重时期，主要股东的关联贷款总额达42.38亿元。董事会成员之一的泛海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关联贷款总额多达33.86亿元，约为民生银行净资本的20%。
经历数次教训后，民生银行开始对持有贷款的股东采取股权质押方式，以同等价值的股权来保证贷款出现风险时能够及时补位。目前，民生银行的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需要对每一笔关联交易进行再次审核，委员会主席最终确认签字。金额稍大的关联贷款，则必须在董事会发布公告。
“例如，复星集团作为股东之一，旗下700多家企业的每笔贷款都须经过这一流程。”前述人士称。这对于新生的民营银行，无论管理效率抑或风控能力，均是巨大的挑战。
做大不是常态
对扩张的把控，亦是民营银行未来发展的关键。
由于成立之初错误地估计自己的实力，曾以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为己任的民生银行，不得不在2001年暂时放弃原有定位，转向大企业和支柱产业，走上一段低成本、快增长且高收益的超常规扩张之路，直到2006年才重新调整战略，回归初衷。
但在六年高速扩张中，风险逐步累积，尤其在统筹管理和信贷审批能力欠缺之下，总分行的传统管理模式不断暴露各种问题。全国性商业银行网络的快速铺开，也让管理架构的弊病愈发显现。
“随后的事业部改革，成为我们全国化、规模化过程中的一剂良药。”前述民生人士称。
相比之下，未来更可能源自于村镇银行和城商行的民营银行，却无力支撑原始阶段的粗放式成长。否则其原本得益于区域内“熟人社会”的优势，很可能就此消失殆尽。
事实证明，小银行的潜在风险远高于大中型银行。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有数百家小银行相继倒闭。
“谁都有做大的主观愿望，但做大并不等于做强。”专家称，绝大多数区域银行、社区银行之所以生存无忧，一部分源于能够相对灵活地掌控贷款利率浮动空间，一部分也源于对当地客户、行业、经济和文化充分了解与适应。“凡是盲目‘摊大饼’的，90%以上都会面临深层次风险”。对“做不大”抱以常态心理，是未来民营银行良性发展的关键。
面对中国数百家各色银行，竞争力明显不足的小银行，应该在已有的大型国有银行、中型股份制银行等多层次同类群体中，找准自己能够实施差异化策略、能够查漏补缺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对于民营银行来说，很可能位于中国银行系统的中下端。
“很难再制造一个民生银行了，民生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尽管它经历了长期挫折与徘徊，但身后毕竟有全国工商联等国家机构鼎力相助。”专家指出，民生银行在初期阶段，高管层从央行和其他商业银行调任的比例不小，现在成立民营银行，不太可能有如此待遇。
并且，一旦跨区域经营，民营银行必然会面对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偏见，很难得到支持。只有落地扎根，在小区域内深度发展才是明智之举。加之其管理半径较短，有利于总行管控风险。
事实上，“金融国十条”本意是让民营银行来丰富中国银行业结构，而非中国金融体系真正急需民营银行来调结构、稳发展。
“中国不缺银行，更不缺小银行，且民营银行也不一定能真正提高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效率。”专家表示，银行系统需要高、中、低层次的不同金融机构，就像有人在五星级酒店消费，也有人消费‘农家乐’，金融服务必然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
民营银行海外样本
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家协会（ICBA）曾总结，其社区银行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正确的市场定位、明晰的产权结构、强力的政策扶持与有序的金融监管。
美国社区银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针对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小到专门对13-17岁的社会成员提供指导性储蓄账户，大到对高负债社区成员设计针对性的债务转换及清偿方案。
成立于1962年的国泰银行便是其中典型，它是美国南加州地区第一家华商开办的银行，其创立的宗旨是为洛杉矶地区被忽略却又日渐成长的华裔及亚裔社区提供金融服务。经过40年的发展，国泰银行从7名员工、资本金55万美元的小门店，成长为总资产25亿美元，拥有23家分行，在香港、上海设有办事处，台湾设有子公司的区域性银行集团。
在谈及国泰银行的发展经验时，其董事长郑家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虽经50年起起落落，但由于服务华侨的宗旨始终如一，一波一波的来美华人为其带来了新机遇和广阔前景。同时，因与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打交道的时间较长，其在风险评估方面建立了一套成熟体系，形成了在华资银行中的竞争优势。
这种和社区客户的高度粘合，被称为“关系型信贷”，表现为社区银行主要凭借对这些小企业主人品和可信度的评价、企业发展前景的预测，以及通过以往的金融服务而获得的这些中小企业的收支记录等来提供贷款。而这些信息往往是大银行所无法企及的。
“中国之所以要办民营银行，主要是要解决信息对称的问题。”徐滇庆提到，国有银行没有办法去识别借贷企业将来有无可能归还贷款，而且小企业贷款金额少，还不够大行的审贷成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培养草根性的民营银行，让和民营企业在一起生长出来的民营金融家来参与组建民营银行，因为他们在本乡本土，信息对称，他们的本事比那些中小企业更大，他们能够识别谁讲的是真话、谁讲的是假话，从而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放贷。在美国，社区银行还获得一定的政府扶持，包括依照《社区再投资法》对社区银行免征各种税赋，无需交存款准备金，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等特殊政策。为分散银行对小企业的贷款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引导包括社区银行在内的各种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对中小银行的差别准备金率等支持政策、强化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差异化监管、以及增强地方政府维护金融稳定的激励等相关配套政策亟需陆续出台。同时，引导民间金融机构走上正规发展的道路，还需建立有效的监测制度，通过地方监管组织或统计局，定期采集民间金融活动的有关数据，重点监测民间资金规模、性质、利率、资金流向和风险状况等情况，相应地将民间金融活动纳入宏观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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