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第13条修改不符合世界潮流

　　8月1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保险法（修订草案）》（下称《草案》），标志着《保险法》修改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据悉，《草案》对原《保险法》第13条作了修改，笔者认为，这一修改不符合世界潮流，不能有效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是修法中的历史倒退。

　　现行《保险法》第13条规定：“（第一款）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第二款）经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同意，也可以采取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书面协议形式订立保险合同。”

　　《草案》将该条修改为：“（第一款）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内容。（第二款）未作修改。（第三款）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起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可见，与现行规定相比，《草案》最大的改动是增加了第三款，第一款虽然也作了修改，但只是文字性变动，实质并无太大改变。例如，《草案》删掉了“并就保险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这样的删除能够减少公众的误解，防止某些律师咬文嚼字。但从法学的角度看，删除与否，理论和实务的意义都不大。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是第三款的增加。

　　《草案》第三款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起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这本来是一款极其平常的规定，源自传统民法的附条件、附期限理论。从传统民商法的理论看来，《保险法》属于民法的特别法，适用民法中的附条件、附期限理论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也只是传统民商法的理论，如果将这一理论贯彻下去，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业将遗害无穷。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笔者以广州信诚案略作分析。

　　信诚案中，被保险人谢某在信诚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已缴纳保险费，并于17日体检结束，18日凌晨遭遇意外他杀身亡，谢母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以 尚未签发保险单（此处的签发保险单是保险合同生效的条件）为由拒赔。因此，谢母将信诚人寿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谢母胜诉，对保险合同中所附条件“签发保单”不予理会。二审法院则判决谢母败诉，将所附条件“签发保单”作为案件审判的一个考虑因素。此案正在再审，结果尚不清楚。

　　由于现行《保险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保险合同可以附条件、附期限"的内容，因此，法官还可以不理会附条件、附期限的问题，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出发，判决被保险人胜诉。

　　如果《草案》中附条件、附期限的规定得以通过，则法官在判决类似于信诚案的案件，即被保险人已经缴纳保险费，但保单尚未签发时发生保险事故的案件时，就没有太大的自由裁量余地，只能依据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条件“如果保险公司签发保单，保险合同成生效”进行判决。

　　依照《草案》中附条件、附期限的规定判决存在什么问题呢？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法律如此规定，不但不能给处于强势地位的保险公司任何约束，反倒激励保险公司通过在保险合同中附加条件和期限，导致保险合同虽然成立但不能生效。例如，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条款中规定：“本合同需被保险人收到投保书时才能生效”，则被保险人虽然已经缴纳了保险费，但在收到保单之前，合同并不生效，在此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一概不负责任。于是，保险公司在收受保险费之后，尽量拖延出单时间，以避免责任的承担。对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尤为不利。

　　当今世界，各国《保险法》的潮流是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我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也在不同场合多次声明，保险监管的目标在于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而我国《保险法》第13条的修改恰恰违反了这一潮流，这一修改没有起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的作用，却帮助保险公司想到了拒绝赔付的手段——只要在保险条款中约定，自被保险人收到保单之日起保险合同生效，保险公司就可以不承担合同成立至生效期间的保险责任。

　　笔者查阅了能够查到的各国《保险法》文本，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法》文本中发现《草案》中的规定。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草案》的修改内容不符合世界潮流。

　　《草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乃因《草案》制定者受民法影响。《保险法》属于商法，商法自有其特殊之处，其制度来源于实践而非来源于民法理论。照搬民法，从理论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在实践中却会撞得头破血流。至于《保险法》第13条该如何修改，容笔者另文论述。